1986年深秋,我作为《城北晚报》的实习记者,跟着老摄影记者陈老师去城西废弃的赵家老宅。坊间传闻,这栋建于民国的深宅,每到十月便会传出女子哭泣声。老宅主人赵家三十年前举家迁走,只留下看门的老李头,半疯半傻,总对着空院子喃喃自语“她回来了”。 我们踏进吱呀作响的铁门时,暮色正沉。院中荒草齐腰,几株枯梅虬结如鬼爪。正厅八仙桌积着厚灰,却有一副倒扣的碗筷异常干净。陈老师举起胶卷相机,镁光灯“啪”地一瞬,墙上的旧全家福突然晃了一下——照片里穿旗袍的赵家大小姐,眼角似有泪痕。 当晚,我们住进老宅西厢房。半夜我被窸窣声惊醒,看见老李头披着破棉袄在院中画圈,嘴里念着“小姐怕黑,要点灯”。次日清晨,西厢房窗棂上竟出现半截模糊的鞋印,尺寸极小,像民国时期的三寸金莲。陈老师翻查档案,发现赵大小姐十九岁那年,在出嫁前夜于阁楼“意外”坠亡,但尸检报告缺失,婚事与葬礼在同日草草办完。 我们在蛛网密布的阁楼找到一只锈锁木箱,撬开时只有一沓烧焦的信纸残片和一枚翡翠耳坠。老李头突然冲进来,枯手死死按住箱子:“莫看!她会不高兴!”他浑浊眼里闪过惊惧,又嘟囔,“那夜……阁楼灯亮着,有人……” 离开前夜,风雨骤起。电闪照亮院中那口枯井,井沿竟挂着半幅褪色红绸——和赵大小姐嫁衣的料子一模一样。陈老师相机里的底片冲洗出来,每张都有个模糊旗袍身影,唯独那张全家福,大小姐的脸在放大镜下,竟缓缓转了过来,直视镜头。 我们最终没找到真相。老李头不久后也消失了,像水滴渗进干涸的土。那枚翡翠耳坠,我悄悄留作证物,却总在午夜听见细碎脚步声停在门外。如今三十七年过去,赵家老宅已夷为平地。但每年深秋,我仍会整理那卷底片——最后一张,是空荡荡的院门,石阶上两行小小脚印,从门内延伸至荒草深处,又突然中断,仿佛被无形之手接引而去。有些谜团,或许本就不该被1986年的秋雨,彻底冲刷干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