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的深秋,雨水把旧钢厂的锈蚀铁架冲得发亮。李岩蹲在档案室角落,指尖抚过一张泛黄的三人合影——父亲、赵国强、还有他。照片背面用褪色的蓝黑墨水写着“同生共死”,可父亲死于矿难那年,赵国强正坐在庆功宴的主位。 煤灰混着雨水从通风口漏进来,落在“9.18矿难调查报告”的封面上。李岩知道,这份被篡改的报告里,父亲的名字从“殉职”变成了“违规作业”。而赵国强,当年那个抢险队长,如今已是“新世纪地产”的董事长,正用推土机铲平老矿区,准备建高档公寓。 复仇的计划始于三个月前。李岩在赵国强常去的茶馆当了清洁工,听够了“那都是过去的事”“时代局限性”这类话。他收集了当年七个幸存矿工的证词录音,藏在老式录音带里——1999年,磁带还没被淘汰。他还弄到了赵国强行贿官员的账本复印件,用1999年流行的胶带粘在赵国强孙子的小书包夹层。 行动定在12月31日。千禧夜,赵国强要在“世纪之光”酒店办家族宴会。李岩提前混进酒店后勤,把七盘录音带分别装进不同房间的音响系统。当赵国强举起香槟宣布“新世纪属于我们”时,七个房间同时传出矿工颤抖的声音:“……赵队长说,把李老三封在B3区,能救活六个……” 宴会厅的灯光突然全灭。备用电源启动时,投影幕布上正播放着矿难当天的真实监控片段——赵国强带着人离开前,回头看了眼里面的灯光。全场死寂。赵国强冲向控制台时,李岩从阴影里递出一张纸:父亲最后写的血书,“赵骗我入险地,儿勿报仇,好好活”。 警察冲进来时,赵国强瘫在香槟塔旁。李岩没跑,他站在落地窗前看跨年烟花。远处老矿区的方向,有户人家的窗还亮着——那是七位矿工之一的家,窗上贴着“千禧快乐”的剪纸。他突然想起父亲教他认字时,在矿灯下写的第一个词是“信”。 雨又下了起来。李岩把手插进洗得发白的工装裤口袋,摸到半截父亲留下的蜡笔。1999年的最后一天,他没点燃复仇的火焰,只是把蜡笔轻轻放在赵国强被押走时掉落的西装上。那截蜡笔是红色的,像极了矿灯熄灭前,父亲最后看到的、井壁渗水反光里的晚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