犯罪现场调查:纽约 第九季
纽约罪案升级,CSI团队直面终极人性考验。
1962年8月,我十岁,住在台湾中部一个靠河的村子。那年的台风来得又急又狠,气象站说叫“黛特”,但村里老人管它叫“风魔”。起初只是风大,吹得槟榔树东倒西歪,接着雨点像子弹一样砸下来,屋檐的排水管根本来不及流。 天快黑时,河水开始漫堤。父亲从田里跑回来,肩上扛着两袋米,雨水顺着他的斗笠滴进脖领。“快收拾值钱的东西,往楼上搬!”他喊着。阿嬷却从神龛前转过身,手里捏着三支香:“神明会保佑的。”她不说走,我们也不敢动。 雨声越来越大,像无数人在屋顶上敲鼓。半夜,我听见“轰”的一声,隔壁王伯家的猪圈塌了,猪嚎得人心慌。父亲划来一块门板当船,挨家挨户敲门。水里漂着家具、死鸡,还有不知谁家的棉被。母亲把我绑在背上,用塑料布裹住,深一脚浅一脚往村后的小山爬。水冷得像冰刀,刮得腿生疼。 三天后,雨停了。我们回到村子,房子塌了半边,稻田埋在一片黄泥里。但更难忘的是people怎么互相帮衬:李叔把自家粮食分给断粮的邻居;学校的老师组织孩子清理道路;连平时很少说话的哑巴老张,都默默挑水给大家喝。父亲说,这场台风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人心的分量。 如今六十年过去,我仍会在暴雨夜惊醒。不是怕风,是想起那些在洪水中紧握的手——原来灾难最深的刻痕,不是废墟,而是活着的人如何彼此照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