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1958有块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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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开春，生产队的喇叭响了一整夜。第二天，父亲从会计手里接过一张墨迹未干的纸，上面按着鲜红的手印。他蹲在门槛上，用烟卷点燃了纸角，火苗窜起来时，他眼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。“咱家有自己的地了。”他说。 地是分给“下放户”的，在村东头乱石岗的坡上。全家五口人，饿着肚子在碎石间刨了三天，才开出两垄能插秧的土。母亲把最后半袋玉米面揣在怀里，蒸成三个窝头，全家就着井水吃。弟弟扒拉着土里的草根问：“这地能活吗？”父亲没说话，只是用锄头更狠地砸向石头。 夏旱来得凶。别人家的水渠都干了，我们家的坡地却因为位置高，还渗着点潮气。父亲整夜守在田埂上，用葫芦瓢从十里外的水库舀水。月光下，他佝偻的影子像一株被风压弯的高粱。有天半夜，我听见他在哼《闯关东》的调子，调子断断续续的，像在哭。 秋收时，那坡地竟打了三大箩筐谷子。金灿灿的，在晒谷场上堆成小山。会计来量产量时，手抖得写歪了字。母亲把谷子摊在席子上晒了三天，第四天清晨，她抓了一把最饱满的，塞进我书包夹层。“留着，万一……”她没说完，把后半句咽回了肚子里。 后来才知道，那年全国都在放卫星。我们村的“高产田”上了省报，照片里父亲站在谷堆旁，笑得露出缺了角的牙。只有我知道，那田埂下埋着三双磨破的草鞋，和母亲藏进灶膛的七张地契——那是她娘家陪嫁的祖田，1951年就交公了。 又过了四年，公社来人收土地证。父亲把那张1958年的纸摊在磨盘上，用烟锅压着四角，一袋烟的功夫，纸就变成了灰。他撮起灰烬撒进田里，风一吹，全没了。 去年清明，我带着儿子回村。乱石岗早成了果园，坡地上桃树开得漫山遍野。儿子指着远处问：“爷爷当年种的谷子，是不是比这桃子还多？”我摘了颗青桃塞他手里，没说话。土地记得所有故事，只是从不声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