锈蚀的管道在头顶嗡鸣,像垂死巨兽的喘息。我蜷在“拾荒者七号”站最阴暗的货舱隔间里,数着呼吸。每一次吸气都带着金属锈味和旧机油的气息,那是我们仅剩的“空气配额”即将耗尽的预兆。 我们曾是地球的精英——科学家、工程师、探险家。当“大撤离”命令下达时,我们带着人类最后的火种冲向深空。可燃料耗尽,导航失灵,这艘本该探索半人马座的科考船,成了漂浮的棺材。十年了,我们像宇宙的尘埃,在航道边缘的废弃空间站间辗转偷生,成了银河系最卑微的难民。官方名录上,我们是“失踪船只”,没人来救,也没人允许我们降落任何星球。 站长老陈的咳嗽声从走廊传来,那是一种掏空肺叶的、带着哨音的声响。他曾是行星地质学家,现在他的肺被长期低氧环境彻底摧毁。医疗舱?早在我们第一次被迫放弃“希望站”时,连同所有精密设备一起扔进了太空。我们只有三种药:止痛的、退烧的、以及一种能短暂提升血氧的兴奋剂——后者是死刑犯才用的东西,因为代价是加速器官衰竭。 “氧气剩余17%。”公共广播里,AI管家毫无感情地重复。17%,意味着三天。而站内还有四十七人,包括六个孩子。昨天,三号舱的老瓦西里试图用私藏的电池换隔壁站的一点水,被巡逻的年轻人打断了肋骨。生存法则早已回归原始:你的命,是你自己抢来的配额。 深夜,我被婴儿的啼哭惊醒。那是莉娜,她妈妈在去年一次空间站对接事故中成了碎片。她蜷在角落,眼睛在昏暗的应急灯下像两粒玻璃珠。我把自己最后半块营养膏递过去,她摇头,指了指自己干裂的嘴唇,又指了指头顶的氧气循环口。她懂。这个三岁的孩子,在学会叫“妈妈”之前,先学会了看氧气表。 分歧在黎明时爆发。以年轻力壮的船员为首的一派,主张抽签放弃老弱病残,将他们的配额集中给青壮年,试图修复一艘还能勉强移动的穿梭艇,赌一把能否闯入邻近的贸易航道。另一派,以老陈和几位年长的学者为首,坚持“抽签等于谋杀”,主张全体静坐,等待渺茫的官方救援。争吵在zero-g餐厅演变成推搡,有人拔出了焊接工具改装的匕首。 我站在中间,看着莉娜紧紧抓着老陈磨破的宇航服下摆。突然想起离地球前夜,女儿问我:“爸爸,如果去了很远的地方,我们还是我们吗?”那时星空璀璨,使命荣光。如今在钢铁坟墓里,我们是什么?是数据流里的一个错误代码?还是依然敢为彼此呼吸的人类? 我拿起一块写满公式的碎金属板,砸向墙壁,发出巨响。所有目光聚来。“修穿梭艇,”我的声音在颤抖,“但所有人都走。老陈,你计算最低维生需求;孩子们,去把每个角落的植物残渣收集起来;能动的,去拆非必需设备——我们不需要逃命,我们需要证明:有一艘船,载着所有难民,驶向黑暗。” 没人再说话。老陈抹了抹咳出的血丝,开始颤抖着在废纸上画图。莉娜踮起脚,把一片干枯的太空土豆叶放进回收袋。氧气表跳到16.9%。 也许三天后,我们会一起窒息。但至少,在最后一刻,我们没变成野兽。而如果奇迹发生,这艘满载着“弱者”的破船,或许会成为银河系听到的一声诘问:当家园成为奢侈品,人类的边界,究竟在哪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