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九,陈老师把老屋的煤炉烧得噼啪响。他戴着老花镜,一张张擦拭着玻璃相框——里面全是学生们的毕业照,从八十年代的黑白照到近年的彩色照,满满一墙。炉火把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,晃动如旧胶片。 “今年该到小满了吧?”他对着空气说。小满是九十年代最调皮的学生,总在作文里写“要去南方盖高楼”。二十年前毕业典礼后,这孩子真提着行李去了深圳,从此音讯渐稀。去年冬天,陈老师摔了一跤,住院时对着护士念叨:“小满要是回来,看见我躺床上,得多难受。”护士笑着安慰,他却在病床上默默把学生名册翻到小满那一页,用红笔圈了三遍。 正月初三清晨,雪化了,屋檐滴着水。陈老师照例去镇上邮局——其实只是绕路,他想看看有没有从南方寄来的信。邮局老张递来个包裹:“陈老师,广东来的,重得很。”他手指发颤地签收,路上拆开,里面是顶崭新的安全帽,帽檐内侧用马克笔写着“陈老师,我建的高楼封顶了”。还有张便条,字迹潦草:“老师说想看我盖的房子,我盖好了。今年雪化前,一定回。” 那天黄昏,一辆出租车真的停在老屋前。下来个中年男人,头发比照片里稀疏许多,却一眼认出了门槛上张望的老人。“老师!”他跑过来,安全帽还挂在臂弯。陈老师没说话,只是用手摩挲着帽檐那行字,冰凉的金属很快被焐热了。 晚饭时,小满带来的南方腊肠在煤炉上滋滋作响。陈老师夹起一片,突然问:“深圳的高楼,能看到我们这儿的雪吗?”小满愣住,随即笑了:“看不到雪,但能看到您教我的字——每栋楼验收时,我都在结构图纸角落写‘正’字。” 夜里,陈老师起夜,看见客厅灯还亮着。小满趴在桌上睡着,面前摊着本泛黄的作文本,是他当年批改的,最后一页有红笔批语:“做人如建房,根基要正。”旁边小满新添的小字:“老师,我回来了,根基没歪。” 雪水从屋檐滴落,在阶前积成小洼,倒映着逐渐西斜的月亮。陈老师退回房间,从木箱底层取出个铁盒,里面除了小满的初中毕业照,还有张泛黄的报纸剪报——深圳某建筑公司奠基仪式新闻,照片角落露出半张熟悉的脸。原来,老师一直都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