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的金筷子,其实只是铜镀的。 它躺在红绒布小盒里,和一对银簪子、一只玉扳指挤在一起,是祖母压箱底的“体面”。小时候,我总在过年时被允许拿出来看一眼。铜色早被岁月磨得暗沉,指腹粗细,握在手里有微微的凉。祖母说,这是曾祖父在城里做小生意时打的,为了“撑门面”,见客时才肯用。真正的金筷子?她说有,早被换了米粮。 真正用上它,是祖母病重那年。 她已握不住筷子,却突然在某个黄昏,示意我打开盒子。“你用它,给我夹一筷子酱菜。”厨房里,一碟雪里蕻腌菜摆在旧木桌上。我捏起那根沉甸甸的“金”筷,手竟有些抖。夹起一簇菜,送进她嘴里。她咀嚼得很慢,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的老槐树,忽然说:“你曾祖父当年,用它夹过第一口白米饭。说金贵,不如说那时饿怕了。”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,这双筷子见证过什么。它夹起过灾年里救命的粗糠饼,夹起过父亲考上中专那晚的庆祝鸡蛋,也夹起过母亲远嫁时含泪咽下的送行酒。它从未夹过山珍海味,只牢牢夹住一个家族在时代洪流里,每一次微小的上升与下沉。 去年整理老屋,在梁上发现一个油布包,里面是几张泛黄的欠条和半本账簿。最下面,压着一沓用毛边纸包好的东西——是两双崭新的、明晃晃的金筷子,分量十足,标签都没拆。下面压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:“若时局稳,以此添妆;若不稳,换三日粮。” 原来,有些“金”从来不是用来吃的。 我把那对真金筷子重新包好,放回原处。而祖母那根磨得温润的铜筷子,我留在了身边。它不亮,却总在深夜加班回家,面对一碗泡面时,提醒我:所有被称作“金”的东西,最初往往只是生存的计量单位。而真正的“金”,是时间从粗粝生活里,亲手磨出的那一份重量。 如今,我用它夹起女儿不爱吃的青菜,她嫌它“土”。我笑笑,没说,这双筷子夹起的,是一个家族用最笨拙的方式,把“有”与“无”、“贵”与“贱”,都吃成了活下来的滋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