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那个箍着青砖墙的老工人大院,向来只有锅炉房的轰鸣和槐树上的蝉鸣。那年夏天,她就被一辆没有牌照的吉普车,悄无声息地放在了传达室旁的水泥台阶上。 她穿着从未见过的素白棉布裙,闭着眼,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塑。王奶奶第一眼就嘀咕:“这丫头,睡得太沉了,呼吸都听不见。”可她的胸口分明在微微起伏。大院里的孩子成了第一批探险家,扒着门框看,她睫毛都不颤一下。大人们起初警惕,后来却习惯性地每天轮流给她送饭——小米粥放在搪瓷缸里,温着,从没见少过,也从来不见她吃。 日子像大院墙根下被晒蔫的草,纹丝不动地过着。只有我们知道,她所在的东厢房,时间似乎流得格外慢。窗台上那盆蔫了的吊兰,三天了还是那样;她手腕上系的褪色红绳,打了同一个死结。李师傅修自行车时嘟囔:“邪门,我前天换的机油,今早再看,瓶盖上的指纹还新鲜着。”仿佛所有靠近她的动静,都被那层静止的薄茧吸走了。 直到第七个黄昏,雨突然大了。我们冲进东厢房想看看她是否漏雨,却只看见空荡荡的床铺,素白裙子叠得方正,压在枕下。窗玻璃上,雨水纵横,像一张被泪水冲刷干净的脸。红绳静静躺在枕头边,那个死结,松了。 她走了,像来时一样无声。只是从此,大院里的夜晚再也睡不踏实。王奶奶总在凌晨听见扫帚划过青砖地的声音,可推窗看,只有月光。李师傅的扳手,会在某天突然出现在她曾躺过的窗台上,沾着新鲜的露水。我们这些孩子,开始轮流做起同一个梦:梦里她站在大院中央的槐树下,终于睁开了眼,眼神清澈,对我们说:“我睡的时候,你们都在替我醒着。” 她带走的或许不是时间,而是我们心里一块沉睡的角落。现在,每当暮色四合,大院墙上的爬山虎影子拉得老长,我们都下意识地放轻脚步——怕惊扰了某个还在沉睡的,或者,早已醒来的自己。她只是睡了一觉,却让我们都醒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