睁开眼时,头顶是斑驳的石灰天花板,身下是咯人的硬板床。墙上的日历赫然印着“1983年5月12日”——我竟回到了四十年前。口袋里摸不出半分钱,但脑子里装着未来四十年的经济浪潮。这具身体的原主是个待业青年,父母都是厂里普通工人,家里值钱的只有辆永久牌自行车。 当晚我就睡不着了。八零年代初,个体户还是新鲜词,但“万元户”的称号已在民间流传。我算过,只要抓住几个关键商品,三年内足以让全家翻身。第二天一早,我蹬着自行车跑了三趟:一趟废品站收旧衣服,一趟供销社买塑料盆,最后在火车站蹲点,记下南来北往旅客最常问什么。第三天清晨,我的地摊在纺织厂家属区路口支起来了——卖的是改小的旧牛仔裤和南方产的电子表。牛仔裤五毛一条,电子表八块,价格是经过计算的:比国营商店便宜,比成本高两成。 头三天只卖出三条裤子。第四天来了个穿喇叭裤的年轻人,盯着电子表看半天。我掏出改锥当场拆开一块,给他看里的石英晶振:“这玩意儿半年误差不到三十秒,上海牌手表要这个价三倍。”他愣了愣,买走了两块。那天傍晚,我赚了十七块六毛,相当于母亲半个月工资。 真正的转机在半个月后。纺织厂女工小陈在我这儿买裤子时抱怨:“厂里发劳保线手套,戴两天就破,手都磨红了。”我心头一动。当晚翻出全部积蓄,又托南方的远房表哥搞到一批劳保手套加厚棉纱内衬。第二天我在摊子上挂起横幅:“防磨加厚劳保手套,厂里女工专供”。第三天,整个纺织厂的女工几乎人手一双。我还推出“以旧换新”——旧手套可以折两毛钱。不到一个月,我攒够了三百块。 那年冬天,我用赚的第一桶金租了巷口两间小门面,挂起“新时代百货”的牌子。卖的不再是零散地摊货,而是从广州背回来的的确良衬衫、尼龙袜,还有第一批国产录音机。街坊们起初叫我“小倒爷”,后来都喊我“林老板”。第三年年底,我家搬进了单元楼,银行存折上的数字终于变成了五位数。 去年清明回老家,看见当年摆摊的路口立着商业步行街碑。我摸摸口袋里新办的银行卡,忽然想起那个拆电子表的下午。时代从未停止奔跑,而真正值钱的,从来不是那个回到过去的我,而是每个时代里,都敢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的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