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车站的月台尽头,总坐着个穿旧夹克的男人。他膝上摊着本没翻页的晚报,目光却黏在铁轨消失的雾霭里。搪瓷缸里的茶垢积了厚厚一层,像某种凝固的年轮。 站务员老赵劝过他:“往前走吧,这趟线十年前就停了。”他摆摆手,指甲在长椅木纹上划出深浅不一的痕——那是每天清晨七点,她该出现的时刻。 第三年春天,月台裂缝里钻出几株蒲公英。他摘下一朵,绒球在掌心颤巍巍的,像团未拆封的月光。远处信号灯突然亮了,他猛地站起,夹克下摆扫落积灰。绿光旋转三周,又归于黑暗。他慢慢坐回去,把枯了的绒球按进报纸角落。 第七年冬天,流浪猫叼着半截红头绳蹲在他脚边。他掏出怀表——表盘停在七点整,玻璃裂痕把指针切成两半。猫蹭了蹭他磨破的鞋尖,他忽然开口:“她留了辫子,红头绳要系蝴蝶结。”风卷走后半句,连站牌上的漆皮一起掀飞。 第十年梅雨季,穿黄雨衣的小女孩举着糖葫芦跑过月台。“爷爷,你在等人吗?”他点头,雨滴顺着帽檐在鞋尖连成断线的珠子。“可这车……”女孩指着生锈的时刻表,“上面没有七点呀。” 他笑了,第一次露出缺了边的牙。从怀里掏出个铁皮盒子,打开是三十七张车票,日期全被铅笔涂改成同一天。最上面那张边缘卷起,印着模糊的唇印——是草莓糖浆,还是血?他分不清了。 “她在车上呢。”他轻声说,手指抚过车票编号,“每张票都是她。” 女孩懵懂地走了,糖葫芦竹签留在长椅上。他把它插进裂缝,和那些枯蒲公英作伴。暮色漫过空荡的轨道时,他忽然听见很轻的叮当声——像铃铛,又像钥匙串。回头,只有风摇着废弃的信号灯,锈蚀的齿轮在晚霞里咳出最后一声叹息。 他整理夹克领子,像整理某个不存在的仪容。远处第一颗星亮起来,铁轨尽头传来遥远的汽笛,或许只是幻觉。他掏出搪瓷缸,茶叶在冷水中缓缓舒展,像重新活过来的标本。 原来等待本身,就是永不抵达的列车。而月台,是命运特意为遗憾修的长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