狩猎1979我把妻女宠上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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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的秋天，李国栋从钢厂下班回家，手里攥着半块给女儿留的桂花糕。他推开门，七岁的玲玲正踮脚够窗台上的玻璃瓶，里面插着妻子今早摘的野菊花。妻子秀兰从厨房探出头，围裙上沾着面粉，笑骂他“又买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”。李国栋嘿嘿一笑，把糕点塞进女儿手里——这是他能给的，全部。 三个月前，厂里传起风言风语，说玲玲在托儿所“抢别人东西”。李国栋知道，女儿只是太想要一支蜡笔，去画妈妈教她认的向日葵。那个年代，一盒蜡笔要两毛钱。他没打没骂，周末带着玲玲走了二十里路，到县里唯一的文具店。售货员摇头说没货，他蹲在柜台外，用捡来的废铁片给女儿刻了一支“蜡笔”，能在地上画出深深的金色痕迹。“你看，比买的还特别。”玲玲眼睛亮得像星星。 真正的风波在深冬。玲玲被几个孩子围住，骂她“爸爸是倒爷（倒买倒卖）”。李国栋那天正好去邻县换粮食——为了给秀兰补营养，他冒险走了“投机倒把”的路。女儿哭着跑回家，额头有淤青。他没急着找对方家长，而是牵起玲玲，在结冰的河面上，用炭灰画了一头巨大的公牛。“爸爸小时候，村里人说我家祖上是牧牛的，现在连牛影都没了。可你看，”他用脚跺了跺冰，“牛踩过的冰，最厚实。” 他带着玲玲，一家家登门。给每个孩子带了一小包自制的红薯干，对人家父母说：“我闺女手笨，但画太阳时，总把光芒画成妈妈缝衣服的针脚。”后来，那个带头欺负人的孩子，悄悄把蜡笔塞进玲玲书包。 秀兰总说他“宠得没边”。李国栋只是把每月工资精打细算：三斤白面留给妻女蒸馒头，五毛钱存起来，年底给玲玲买件的确良衬衫。他自己穿补丁裤，却用省下的布票，给秀兰做了件碎花衬衫。妻子穿着它去厂里开会，回来眼眶发红：“他们说我是‘资产阶级作风’。”李国栋把衬衫细细叠好：“他们不懂，这叫‘把日子过成诗’。” 1979年最后一天，玲玲在作文里写：“我的爸爸是猎人，但他不拿枪。他狩猎的是别人的偏见，把最亮的星星摘下来，放在我和妈妈的眼睛里。”李国栋看到时，正和秀兰在煤油灯下补袜子。他捏着女儿的字条，喉结动了动，没说话。窗外，新年的风刮过枯树，像在叩响某个时代的门。 后来玲玲成了画家，她的第一幅展品叫《1979年的光》——画里没有具体的人，只有一扇永远朝南的窗，窗台上，玻璃瓶里的野菊花与一支刻着纹路的铁笔，静静依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