瓜棚女杰
瓜棚藏劲草，乡野有英豪。
九二年夏天，我攥着皱巴巴的五百块钱，站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门口，把失恋的痛楚嚼碎了咽下去。三个月前，我还缩在出租屋给女友写情诗，如今诗稿全撕了，换成了一本记满芯片型号和报价的破笔记本。 “搞钱”成了我唯一信仰。起初倒卖二手彩电，扛着四十斤的箱子挤绿皮火车，睡车站吃泡面。有回在汕头被骗子卷走三万货款，蹲在街头抽烟到天亮，烟头烫到手才发觉——心疼，但没哭。痛定思痛，我蹲进中关村柜台当学徒，白天记报价，夜里啃《电子报》，把硅谷杂志上印着“奔腾芯片”的新闻剪下来贴墙上。 九五年，我用攒下的八万块押注一批走私内存条。货到广州码头时遇上海关严打，躲在集装箱里躲了三天，啃着发霉的馒头想：要是以前，肯定先给女友买条金项链。现在倒好，项链换成了一沓沓“大哥大”话费单。 真正翻身是九七年。香港回归那晚，我请七个工人吃了顿火锅，宣布转型做电脑组装。第一批“晓科”牌电脑卖到成都高校，学生举着“比品牌机便宜两千”的横幅来提货。有姑娘红着脸问我能不能分期，我摆摆手：“钱要赚，恋爱不谈——我脑子早捐给算账了。” 如今回看，那些在电子市场闻着焊锡味熬夜的日子，比任何恋爱都滚烫。恋爱脑捐了， replaced by 一种更野的清醒：钱不会背叛你，但账本必须自己擦亮。九零年代的浪潮拍过来时，我选择做一块礁石，被冲刷，但始终立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