伟大的逃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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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四年冬，华北平原的雪下得又急又狠。李长顺在战壕里哆哆嗦嗦地抠着冻僵的枪栓时，突然听见东边王家屯传来女人的哭嚎。他猫着腰爬出战壕，看见三个日本兵正把一个穿红棉袄的闺女往磨盘上摁。 那一刻他做了个让所有战友惊掉下巴的动作——把枪举过头顶，踉跄着跑出掩体，用生硬的日语喊：“投降！我的带路！” 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他往村口走。李长顺的棉鞋在雪地上划出两道深沟，脑子里却在飞速盘算：村后那片乱葬岗，去年秋天他挖过三道一触即发的子母雷。他把日本兵往歪脖子老槐树方向引，脚底下故意踩得扑腾作响。当第三颗手榴弹的拉环从袖口滑到掌心时，他忽然想起闺女出嫁前夜，老娘塞给他半块烤红薯，烫得他直哈气。 爆炸声响起时，李长顺正扑在红棉袄身上。气浪掀飞了积雪，也掀飞了他左臂的军装——露出小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，那是三个月前为给重伤员抽血留下的。卫生员后来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怀里还紧紧揣着半块发霉的窝头，那是留给王家屯老李头家的，那家有个瘫痪在床的抗战家属。 军事法庭宣判那天，法官问他后不后悔。李长顺盯着窗外光秃秃的枣树，说：“我逃了，可俺们连的魂没逃。”后来有人偷偷看见，每年清明，总有个穿旧军装的老头在乱葬岗烧纸，纸灰飞起来像一群黑蝴蝶。去年清明，纸灰里混着几粒没炸响的哑弹，锈得厉害，在风里打了几个滚，轻轻落在石碑上——那上面刻着“无名氏之墓”，下面用小字补充：此人生前系伟大逃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