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的阳光很刺眼,透过大厦三十层的玻璃幕墙,把我钉在会议室门口。我攥着口袋里那枚磨得发亮的银戒——是妈妈留下的,也是我全部家当。面前是她,我的姐姐,也是这家市值百亿公司的总裁。她刚结束一场跨国电话会议,高定西装一丝不苟,眉眼间是我熟悉的疲惫。 “林总,关于华东区收购案……”助理的话没说完,她抬手止住,目光落在我身上,有一瞬的错愕。 “姐。”我开口,声音在空旷会议室里显得很脆,“嫁给我。” 空气凝固了。助理倒吸一口气,文件滑落在地。她没动,只是用那种评估并购项目的眼神看着我,从沾了泥的帆布鞋,到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,最后停在我额前新长出的青春痘上。 我记得七年前爸妈车祸后,是她把我从南方小城接到这里。她二十七岁,刚接管家族企业,每天睡四小时。我十四岁,叛逆期,把她的爱马仕包扔进泳池。她没骂我,只是第二天让人送来一个同款仿品,附带一张纸条:“姐姐的包是工具,你的未来才是奢侈品。” 后来我考进她母校,学金融。她总在财报会议间隙问我课程进度,寄来的生活费永远比学费多三成。去年实习,我无意中发现她办公室抽屉里藏着我的小学成绩单,还有一张我初中运动会的抓拍照——照片边角被她用钢笔细细描过。 “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?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很轻,“我是你姐姐。” “法律上是的。血缘上,你是我爸爸战友的女儿,当年为救我妈妈,你父亲殉职。你母亲临终前托孤,你才以姐姐身份收养我。”我往前一步,戒指在掌心压出红印,“但这些年,你给我的,早就超过一个姐姐。你凌晨三点陪我改留学文书,在我抑郁症发作时放下百亿并购案飞回来,你说‘林砚,你要记住,姐姐永远是你的退路’——可我不想再退后了。我想站在你前面。” 她闭了闭眼。落地窗外,城市霓虹初上。我看见她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腕表——那是去年生日我送的廉价电子表,她一直戴着。 “公司下周要发布季报。”她转身走向落地窗,背影挺拔如常,“如果你能在一周内,让‘林氏并购案’的股价上涨5%,我就考虑。” 助理想说什么,她抬手制止。玻璃映出她微红的眼角,和我说完最后一句时,几乎听不见的叹息: “不准再穿这么旧的鞋来我的会议室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