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水埗旧式茶餐厅里,霓虹灯管嗡嗡作响。四十五岁的陈伯用茶匙缓缓搅着冻柠茶,玻璃杯壁凝着细密水珠。窗外暴雨突至,雨鞭抽打着铁皮檐篷,像极了二十年前那个离家的雨夜。 “陈生,茶走。”侍应生阿杰放下咖啡,是习惯——他总在下午三点来,坐同一个卡位,看同一份《东方日报》社会版。报纸头条写着“中年男性抑郁指数升”,他嗤笑一声,把报纸推远。谁没点烦恼?妻子上个月把结婚照收进纸箱,说“想静静”;公司重组,他带的那支老团队被年轻经理拆得七零八落;昨晚女儿视频,背景音乐震耳欲聋,他插不上话,只看见屏幕里自己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。 “陈伯,借歪。”隔壁桌两个后生仔划手机,一个说:“呢个Project搞掂晒,收工去兰桂坊!”另一个笑:“你咁大只,仲要去蒲?”陈伯握紧冻柠茶杯。蒲?他记忆里的“蒲”是铜锣湾旧书店的霉味,是和妻子初遇时她哼的《啼笑因缘》,是儿子出生那夜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。现在呢?兰桂坊的霓虹太刺眼,他宁可在茶餐厅听阿杰播《劲歌金曲》怀旧版。 “喂,陈生,你粒纽松咗。”阿杰指着他西装左襟。那是妻子去年买的生日礼物,深蓝色,剪裁妥帖。纽扣掉了线,他没缝——像所有悬而未决的事。茶餐厅风扇转着,吹动墙上褪色的“恭喜发财”挥春。他忽然想起父亲,那个沉默的码头工人,一生只说三句话:“食饭未?”“落雨收衫。”“对不住。”父亲临终前攥着他手,说的是粤剧《帝女花》的唱词:“落花满天蔽月光……”他当时不懂,现在懂了:有些惑,不是解不开,是根本不想解。 暴雨渐歇,夕阳从云隙漏下,照在茶餐厅油腻的玻璃上。陈伯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,是女儿美术课的作业——用蜡笔画的“我的家”。三个人手牵着手,头顶有歪歪的太阳。背面有稚嫩字迹:“爸爸,周末教我煮汤好唔好?”他捏着纸,喉结动了动。阿杰默默换上热茶,瓷杯与托盘轻碰,叮一声。 “埋单。”陈伯起身,西装下摆扫过卡座。走到门口,他回头:“阿杰,听日……换首《男儿当自强》得唔得?”阿杰愣住,用力点头。门外,积水倒映着渐暗的天空,像一块被泪水浸透的深蓝绸缎。陈伯解开西装纽扣,大步走进湿漉漉的街。雨后的空气有泥土腥气,他深吸一口气——惑还在,但好像,可以开始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