睁开眼时,手里正攥着半块发霉的杂粮饼子。身下是咯吱作响的木板床,墙上的日历赫然印着“1983年7月12日”——我重生回了被丈夫家暴致死的那个夏天。 原身林招娣命苦,二十岁嫁给村支书儿子陈建军,三年没生孩子,被婆婆啐着“不下蛋的母鸡”。此刻门外传来熟悉的骂声:“死哪去了?饭呢!”我抹掉嘴角血渍,把霉饼子塞进灶膛。 重生第一天,我先掀了自家饭桌。陈建军举着筷子要打,我抄起扫帚反抽在他腿上:“打老婆算哪门子本事?有本事去县里考个拖拉机执照!”满屋寂静。我知道,三个月后政策松动,个体户能申请营业执照。 真正的较量在秋收。村后荒山有片野生榛子林,原身曾被逼着每天采两筐孝敬婆婆。我带着被饿得面黄肌瘦的小姑子,天不亮就进山,榛子剥出来晒干,托供销社亲戚悄悄卖到邻县。第一笔七块二毛钱揣进怀里时,小姑子眼泪吧嗒掉在我手背上:“嫂子,你真不跑了?” 哪能不跑?我早摸清陈建军偷卖公粮的勾当。秋后分粮时,我当众抖出账本:“陈支书,您儿子三年卖了八百斤公粮,要不要去乡里对对?”陈建军脸色煞白。婆婆扑上来撕扯,我亮出刚办的个体户执照:“我现在是合法经营者,再碰我一下,就是袭警。” 腊月廿三,我用第一桶金买了台二手缝纫机。村里姑娘们挤满我家土炕,我教她们做的确良衬衫——城里正流行垫肩款。大年三十晚上,陈建军蹲在门槛上抽烟,突然闷声说:“招娣,我对不起你。”我递过一碗饺子:“过去的事烂在肚子里。往后这家里,我说了算。” 开春时,我在村口挂了“招娣裁缝铺”的木牌。第一个顾客是乡邮员,他掏出皱巴巴的报纸:“林同志,省报登了你的事,叫‘八十年代新女性’。”我摸着温热的铅字,忽然想起前世临死前,陈建军的情人还在笑:“女人就该在家挨打。” 如今荒山种上了榛子树,裁缝铺收了三个学徒,小姑子考上县卫校。陈建军跟着我跑运输,昨夜喝多了竟哭起来:“你比我们陈家的男人都有出息。”我擦着缝纫机盖上的灰,没说话。 重生不是回到过去,是把被踩进泥里的命,一寸寸刨出来。这八零年代的辣妻,终于把自己活成了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