饥荒年，我靠多子多福满粮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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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九年的冬天，雪下得没膝深。村里老槐树下的石碾子，早被各家拆了当柴烧。我蹲在自家漏风的土屋门槛上，手里攥着半碗照得见人影的野菜糊，看着怀里小女儿因饿极而啃自己手背的牙印，心像被那石碾子碾过。 爹娘走得早，留下我和这五个半大孩子、两个襁褓里的奶娃。丈夫去年随逃荒的队伍南下，没了音信。生产队的粮仓早空了，食堂散伙，连树皮都让剃光了。有人开始讨论“易子而食”，话头在村口压下去，又在每家炕头浮起来。那眼神，像看一块会走路的肉。 夜里，我盯着煤油灯苗，忽然想起爹生前的话：“娃是根，是命，也是债。” 根要土，命要续，债……债要怎么还？我翻出压箱底的一本《村志》，泛黄的纸上有本村先祖在咸丰年间大旱时“析产养族”的记载——将年长儿女分到有余粮的族亲家“帮工”，以劳力换救命粮。那叫“寄养”，如今听起来，却像买卖。 第二天，我去了村东头老鳏夫赵三家。他三个儿子都在，粮窖里竟有半窖陈年高粱。我什么也没要，只把十岁的老大推到他面前，说：“这孩子，打小有力气，能扛一袋麦子。您收下他，管饭，年底给我家三斗高粱。” 赵三浑浊的眼珠转了几转，点了头。 第三天，我把七岁的女儿送到了二十里外镇上铁匠家。那铁匠老婆刚没了孩子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跪下，说：“这妮子，手巧，能看火、拉风箱。您当闺女养，每年秋后，给我家一袋玉米。” 女人抹泪点头。 一个冬天，我像处理滞销的货物，把五个能走动的孩子，陆续“送”到了十里八村有余粮的人家。最小的两个奶娃，实在无人肯要，我咬牙典当了自己唯一的银簪子，换回两升小米，混着观音土，硬是熬过了那个最冷的月。 开春雪化时，我家土屋角落，真垒起了三只半空的粮囤。高粱、玉米、杂合着豆子，沉甸甸的。村里人看我的眼神，从怜悯变成敬畏，又变成恐惧。他们背后说：“张家那婆娘，心比冰碴子还硬。娃都卖了，她守着一堆粮食，睡得着吗？” 睡得着。怎么睡不着？每夜，我摸着空了大半的炕席，听着风穿过孩子曾睡过的角落，像在呜咽。粮囤满了，可那满，是空的。它压得我脊梁更弯，夜里梦见的，全是孩子回头望我的眼睛——有的麻木，有的愤恨，有的，像铁匠家女儿那样，再也不肯叫我一声“娘”。 后来，逃荒的丈夫回来了，带着一身病和半袋外乡的霉米。他看见满仓粮，癫狂地笑，扑在粮囤上又哭又啃。我拦住他，说：“别吃，这些，是咱们孩子的命换的。” 他愣住，突然扇了我一巴掌，骂我是“吃娃的妖婆”。 再后来，灾年过去了。孩子们陆续被送了回来，或自己跑回。他们看我的眼神，客气得像看外姓长辈。老大成了赵三家的壮劳力，再不肯认我；女儿在铁匠家学了满身脾气，出嫁时，轿子从我家门前过，帘子都没掀一下。 如今，我老了，独自守着这三只早空的粮囤。村里后生偶尔好奇，问起“饥荒年张奶奶的满仓传奇”，我只摆摆手，说：“福？那是债。多子多福？那是把心，一刀刀剜出去，换来的粮食，能饱肚子，却填不满命里的窟窿。” 满仓的从来不是粮，是那些回不来的、叫不应的，叫“孩子”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