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生七零资本家小姐一心想离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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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在供销社柜台前醒来的，指尖还捏着半张皱巴巴的粮票。1974年冬日的冷风从门缝钻进来，吹得墙上的毛泽东像微微晃动。低头看见自己穿着蓝布棉袄，手腕上那道被前夫用烟头烫伤的疤痕消失了——我回到了二十三岁，回到被迫嫁给退伍兵赵大山的前夜。 上辈子，资本家小姐的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。父亲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，母亲带着我们兄妹扫了十年大街。二十岁那年，公社书记拍板把我许配给赵大山，只因为他“根红苗正”。婚后我像头牲口在猪场干了八年，最后因为难产死在土炕上，孩子也没保住。赵大山连坟都没给我立，只说“资本家的女儿不配进祖坟”。 现在，我站在镜子前。镜中少女眼睛亮得吓人，辫子梢还沾着今早磨豆腐时溅的豆渣。窗外传来广播声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……”可我知道，再三年就要恢复高考。我必须离婚，必须离开这座困住我的北方小城，必须把哥哥从黑龙江农场接回来——上辈子他冻伤了一条腿，这辈子我要带他去南方。 离婚不容易。七零年代的离婚叫“解除婚姻关系”，需要单位开证明、街道调解、领导审批。赵大山是民兵连长，红卫兵出身，他不可能同意。我得先让他主动休我。 我故意打翻他珍藏的军用茶缸。在公社大会上“失言”说“旧社会资本家小姐还知道婚姻自由”。我把赵大山灌醉后，偷偷在他枕头下塞了从上海带来的花露水瓶——那年代这叫“资产阶级情调”。果然，第三天他就冲进屋子骂：“你他妈就是不安心劳动改造！” 最险的是那晚。他把我按在土炕上，手伸进我棉袄时，我摸到藏在袖口的剪刀。刀尖抵住他喉咙的瞬间，我闻到他身上旱烟和汗酸味。“再碰我，”我压低声音，“我就去县里告你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。”他愣住了，月光照着他抽搐的脸。 后来我成了公社第一个申请离婚的女人。书记拍桌子：“赵大山对你那么好！”我把粮本摔在桌上：“他克扣我每月三两豆油。”——这是真的，上辈子我饿得浮肿，他却在给相好送红糖。 离成那天下了大雪。我抱着一个包袱走出赵家院子，里面只有两件换洗衣服和哥哥的地址。赵大山在门口骂：“你这种出身，离了婚看谁敢要你！”我回头，雪地上两行脚印一深一浅，像我这一生：前半截跪着，后半截终于站起来。 如今我在浙江小镇教书，哥哥在隔壁县当赤脚医生。去年收到赵大山的信，说他儿子考上中专了，末尾写着：“当年是我不对。”我把信折了折，塞进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铁盒里。七三年的风终于吹到了九十年代，而我的离婚证，压在箱底，像枚生锈的勋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