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同意分家后老伴后悔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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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分那天，我们签了分家协议。老樟木箱一分为二，我的在左，她的在右。儿子们各自领走了该得的份额，包括那栋老宅的两间偏房。老伴李淑芬始终没说话，只用发颤的手在纸上按了红手印。她说：“你说了算，我听你的。” 分家导火索是去年冬天。大儿子想用老宅地基翻建新房，小儿子认为父母偏袒。饭桌上碗筷摔碎的声音里，我吼出那句“分开过，清静”。话出口时，淑芬正在给我搪瓷缸续热水，茶水漫过缸沿，烫红了她手指。她没缩手，只轻轻说了句：“分吧。” 起初一个月，她天天往我新租的筒子楼送腌菜。第五次来时，我在门禁系统里看见她提着竹篮，在单元门口徘徊二十分钟，最终把菜挂在我门把手上。监控录像里，她离开前回头看了三次。 变化从梅雨季开始。她不再送菜，却开始清空我留在老宅的旧物。那台我们结婚时买的蝴蝶牌缝纫机，被当废铁卖了八块钱。卖机器的下午，我坐在新租的屋里，突然听不见窗外的蝉鸣——原来我们卧室的窗台正对着那棵老槐树，如今槐树在分给她的院子里。 深秋某个凌晨，我被电话惊醒。是邻居王婶：“淑芬摔了，在客厅躺了两个钟头。”我冲进老宅时，她蜷在分给她的东屋地砖上，怀里紧紧抱着那个我们分家时装她衣物、我装工具的樟木箱。箱角撞破了她的额头，血混着老箱子里的樟脑丸气味，在空气里弥漫。 “疼吗？”我蹲下想扶她。 她摇头，眼泪突然砸在箱盖上：“昨天收拾西屋……发现你藏在顶层的铁皮盒。”那是我们结婚时她送的军用水壶，分家时我故意没带走。“里面还有你八七年的日记本，写‘淑芬今天扎了新头绳，像朵红山楂’。”她说话时，手指反复摩挲箱角一道我年轻时用钥匙刻的“L&W”。 救护车鸣笛由远及近。担架上，她忽然抓住我手腕：“老周，把缝纫机要回来吧。我昨晚梦见你补衬衫——你右肩总磨破，以前每件衬衫我都在那儿多缝三层。”担架经过老槐树时，一片枯叶落进她敞开的衣领。她没力气拂开，只是望着树干上我们刻的“周李永好”，字迹被岁月啃得模糊如虫蛀。 如今我每天去她偏房送饭。她总把肉夹到我碗里，自己只吃青菜。昨天她把分家时归我的那把紫砂壶，悄悄放回我窗台。壶底压着张字条：“西屋梁上有鸟窝，孵了三只麻雀。等会飞了，我们再商量。” 窗外，第一只小麻雀正试探着张开翅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