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总记得那十三棵泡桐。它们站在老中学围墙外,夏天开淡紫色的花,风一过,落花像很小的雨。树皮粗糙,我们逃课时常靠上去,校服后背蹭得发白。 阿磊是那年的“树王”。他总坐在最高那棵的横枝上,腿晃荡着,看天看云看我们。他父亲在矿上出事那年,他话少了,但爬树更狠,有次摔下来,手臂划出长口子,血渗进树皮缝里,他咧嘴笑:“泡桐知道疼。”后来他真去了南方,在电子厂流水线上,听说他常梦见那棵树。 小敏是唯一常去树下的女生。她父亲是语文老师,管她极严。有次她躲在树丛里哭,我们围过去,她突然说:“你们知道泡桐花为什么落得快吗?因为它自己知道,开过了。”那年她没考上大学,在县城开了间书店,去年路过,看见她在门口晒书,头发剪短了,很利落。 最让我难忘的是老陈。他是校工,总在黄昏来清扫落花。有回我问他:“叔,这树为啥是十三棵?”他直起腰,烟头在暮色里明明灭灭:“原来有十四棵。八零年发大水,冲走一棵,剩下这些,年岁比在座各位加起来都长。”他顿了顿,“树不记仇,人记。冲走的那棵,根还在泥里呢。” 高考前一个月,阿磊在树上刻了“去远方”。小敏用蓝漆涂掉了“远方”,改成“回来”。老陈发现后,没说话,只是第二天,我们在树根处发现一袋新苗。他蹲着培土,背影佝偻:“泡桐长得快,十年就能成材。成材了,也容易空心。” 后来我们散了。今年清明,我特意回去。十三棵还在,只是围墙拆了,建了商品房。老陈不在了,书店也关了。我摸着最粗那棵的树皮,触到一处凹陷——是当年阿磊刻的“远方”,被树瘤慢慢裹住,像愈合的伤疤。 风吹过,又有泡桐花落。我突然明白,老陈当年没说出口的话:所谓成长,或许就是让伤口长进年轮里,而远方从来不在别处,就在我们终于学会凝视落花的眼睛深处。那些迷失的、破碎的、被时间磨圆的,都成了树的脉络,在泥土之下,静静相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