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妓199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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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的深秋，北方一个叫“柳树屯”的村子，早晚已有了霜气。村西头那间低矮的土坯房，窗户用旧化肥袋挡着，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。屋里坐着阿兰，二十八岁，脸盘是温润的，眼角却已爬上了细纹。她手里缝着一件旧衬衫的袖口，针脚细密，像在缝补某种看不见的裂痕。 阿兰不是本地人。七年前，她跟着“介绍人”从邻近县过来，名义上是给村里老光棍们“做媳妇”。村里人心照不宣：给钱，就能进那间土屋，待上一两个钟头。她生的孩子，在镇上的亲戚家寄养着，每年见一次。村里男人们私下叫她“西屋的”，女人们则撇嘴说“那号人”，却会在家里缺盐少醋时，派孩子去她那里“借”——她那里总有各种小物件，是那些男人“孝敬”的。 1994年，村里刚包产到户没几年，青壮年都往南方“闯荡”去了。留下的是老弱病残和守着一亩三分地的寡妇。阿兰的“生意”时好时坏。好的时候，是冬夜，农闲，男人聚在村头小卖部喝多了烧酒，有人嘟囔一句“去西屋暖和暖和”，便有几个跟着去了。差的时候，一整个月没人敲门，她就在屋里腌咸菜，或者用旧报纸糊墙。糊墙时，她会把印着“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”的标语仔细裁下来，贴在最显眼的地方，像一种无声的讽刺。 村里最常去的是老赵头，六十多了，鳏夫。他每次给的钱不多，但会带一把自家种的花生，或者两棵白菜。有一次，他喝多了，坐在阿兰的炕沿上哭，说他儿子在广东“出事”了，没了。阿兰没说话，给他倒了碗热水。第二天，老赵头再来时，多放了十块钱，没说话，低着头走了。阿兰把钱压在炕席底下，和之前的那些一起，整整齐齐。 镇上的干部偶尔来“检查”，阿兰就得躲到柴火垛后面，听着干部们义正词严地批评村支书“精神文明建设抓得不好”。村支书陪着笑，回头却把阿兰的“管理费”提高了五块。阿兰不争辩，把钱交了。她知道自己在这盘棋上，连颗卒子都算不上，只是一粒随时能被抹去的尘。 年末，下了一场大雪。清晨，有人发现西屋的门虚掩着，阿兰不在。炕席下，那些压得平整的毛票一分不少。桌上放着给老赵头缝好的棉鞋垫，还有一封信，是写给镇民政所干部的，字迹歪斜，求他们“把俺儿他爹的抚恤金，给俺儿寄去，他该上学了”。信没写完，最后一句是：“屯里人说，今年县里要扫黄，俺走了，去县里找活计，找不着，就跳河。” 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第二年，村支书换人了，新支书把西屋拆了，盖了个小仓库，存化肥。老赵头去年冬天也死了，儿子没找回来，抚恤金的事没人再提。柳树屯的男人们谈起阿兰，渐渐模糊成一句“哦，那个西屋的，早不知哪去了”。1994年，就像村里任何一年一样，收成、婚嫁、生老病死，记录在村办公室那本发黄的台账上。而阿兰，和无数个“阿兰”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她们只是那片土地上，最沉默的土壤，被踩在脚下，供养着Visible的庄稼，自己却永远埋在黑暗里，无人记得开过什么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