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准掉头19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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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环的傍晚总是黏稠的。1997年的夏天，连风都带着股将散未散的湿热。陈伯把的士停在湾仔一个旧楼前，摇下车窗，目光落在街角新立的铁牌上——鲜红的“不准掉头”四个字，在渐暗的天色里像一道伤口。这牌子是上周突然出现的，连同路边几盏总坏的路灯，成了这条他开了二十年街的陌生印记。 他记得这里以前是个士多，老板阿强总递给他冰镇可乐。去年初，阿强说要去多伦多，“那边楼便宜，孩子上学也方便”。临走前夜，两人在士多门口抽烟，阿强指着对面刚挂起的“庆祝回归”横幅，苦笑：“陈伯，你说这路，以后还能掉头吗？”陈伯没答。那时他以为，掉头只是驾驶技术问题。 如今，铁牌竖起来了。金融风暴的余波让许多店铺关门，招牌换了又换。陈伯的乘客里，多了些拖着行李箱、眼神飘忽的年轻人，他们总在后座低声讨论“身份”、“护照”，像在背一段拗口的咒语。有个戴眼镜的学生，每次上车都重复：“历史没有如果，对吗？”陈伯只是点头，踩下油门。不准掉头，那就笔直开吧——可笔直开向哪里，他心里也没底。 深夜收车时，他常绕到旧码头。海风咸涩，对岸新落成的会展中心灯火通明，像一艘永不靠岸的巨轮。几个老人坐在石凳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九广铁路会不会改名、英文招牌要不要拆。陈伯不插话，只觉那“不准掉头”的铁牌，仿佛从街头蔓延到了每个人的喉咙里——想说的话，想走的路，都被无形的手轻轻按住。 昨夜暴雨，铁牌下的路面被冲出一道细沟。陈伯清晨经过时，看见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蹲在旁边，用粉笔在沟沿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箭头，指向来时的方向。她站起身，与陈伯的目光撞个正着，忽而腼腆一笑，跑开了。陈伯摇下车窗，雨后的空气里有种洗净的凉意。他忽然明白，不准掉头，或许正是为了让人学会在直行中辨认方向——那些消失的士多、离岸的朋友、被粉笔标记的沟壑，都成了路标，钉在1997年这个无法掉头的坐标上。 他重新发动引擎。街灯一盏盏亮起，照亮前方长长的、笔直的路。不准掉头，那就把来路，走成归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