睁开眼,头顶是糊着旧报纸的房梁,身下是咯人的硬板床。墙上的日历清晰地印着:1991年5月12日。我回来了,带着二十年的记忆和满心焦渴——这一世,别的都不重要,搞钱,是唯一的路子。 上辈子我是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小职员,临死前攥着皱巴巴的存单,恨透了那种无力感。现在,机会像暴雨后的野草,遍地都是。我翻出全部家当,加上跟老娘软磨硬泡借的五十块,揣着两百块本金,直奔广州。 火车硬座车厢里混杂着汗味和泡面香,我无心这些。脑子里飞转着:南方特区刚兴起,内地对时髦货求之若渴。我瞄准了一样东西——录音机。不是那种笨重的台式,是索尼、爱华新款随身听。在老家,这玩意儿是稀罕物,干部子弟才用得上。 广州的批发市场人声鼎沸。我拿着从旧杂志上记下的型号,一家家问价,比质量。用近乎梭哈的架势,把两百块全砸进去,换了三台全新未拆封的Walkman,外加几盘当时最火的港台流行磁带。抱着纸箱挤上返程的绿皮车时,心悬在嗓子眼——这要是砸手里,可就真完了。 回城后,我沒急着出手。先摸清了市里几个“先富起来”的个体户圈子,尤其是开服装店、理发馆的老板们。我请他们喝了顿最便宜的啤酒,把随身听往桌上一放:“港台最新款,原装正品,听听?”清亮的音乐瞬间吸引了整个小饭馆。两天后,三台机器外加磁带,净赚三百多。我数着厚厚一沓大团结,手有点抖,但脑子异常清醒:这不是运气,是信息差,是时代缝隙里明晃晃的金子。 尝到甜头,路子越走越宽。我赶在价格起飞前,托人从深圳弄来第一批“的确良”花衬衫、健美裤;蹲守外贸尾单仓库,拿下整箱的牛仔布;甚至跑到北京,倒腾刚解禁的二手书籍和唱片。每一步都踩在政策的鼓点上,每一次都像在刀尖上跳舞,但赚到的每一分钱,都让我离“安全”更近一步。 亲戚们从疑惑到惊叹,老娘从担忧到沉默地接过我塞给她的存折。有人问我:“你这么折腾,图个啥?”我笑笑,望着窗外新起的楼房和越来越多的小轿车:“图个踏实。这辈子,我不想再为明天吃什么发愁。” 钱不是目的,是盾牌,是自由。这一世,我不赌感情,不搏虚名,只把每一个时代的浪头,稳稳变成自己岸上的基石。搞钱,搞实实在在的钱,让我能挺直腰杆,把命运攥在自己掌心。窗外的风掠过九十年代初醒的城市,我知道,真正的战斗,才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