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,我坐在关东煮摊前,用湿巾反复擦手。袖口露出半截纹身——下山虎的尾巴,那是十五岁那年用钢针蘸墨水自己扎的,如今已褪成模糊的蓝灰色。手机屏幕亮了又暗,是堂口兄弟发来的定位,城西码头,三辆金杯。 我咬下温热的竹轮,突然想起女儿昨天电话里问:“爸爸,你什么时候能来家长会?”我说这次一定。但刚才电话里,四哥的声音像生锈的刀片:“阿诚,这次是最后的机会,要么做掉老周,要么滚出码头。”老周是二十年的兄弟,去年他女儿结婚,我还包了八万八的红包。 擦手的手慢了下来。西装内袋里,硬物硌着肋骨——不是枪,是女儿幼儿园毕业时送我的石膏手模,她的小手印在上面。上周她发烧,我在医院守了整夜,凌晨接到堂口电话时,她迷迷糊糊抓住我的手指:“爸爸别走。”我掰开她的手,发现指甲缝里全是她抓痒时留下的血丝。 摊主老头往我杯里续了热汤:“客人今天气色不好。”我摇头,汤面倒映着对街24小时便利店的灯光。那里卖关东煮,也卖创可贴和儿童退热贴。多讽刺,我能决定码头三条货船的生死,却买不到女儿家长会的位置。 手机又震,这次是妻子:“家长会取消了,老师说……下次吧。”她没提昨天看见我车停在情趣酒店门口——那是四哥设的局,为拍我“私生活混乱”的证据。但没人知道,那两小时我坐在酒店大堂,反复修改女儿国际学校的申请材料。 远处传来摩托车轰鸣,三辆金杯出现在路口。我放下杯子,汤里沉底的鸡蛋完整如初。起身时,西装下摆扫过油腻的桌面。老头突然说:“我儿子也像你这么大时,总把领带系得像绞索。”他抬头,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,“后来他学会把领带打得松些,至少能留口气喘。” 我走出五步,回头:“汤钱。”老头摆手:“请你的。下次来,我教你系不会勒脖子的领带。” 金杯的引擎在吼叫。我拉开车门,摸到西装内袋——石膏手模边缘,女儿用彩色铅笔写了“爸爸最棒”。车门关上的刹那,我把它塞进手套箱底层,上面压着四哥给的枪。 车驶向黑暗。后视镜里,关东煮摊的灯泡越来越小,像枚将熄的暖黄色纽扣,别在整座城市冰冷的衣领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