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旗子弟198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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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8年的北京，胡同里的槐花刚谢，收音机里邓丽君的歌和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在同一个下午交替响起。老舍笔下“八旗子弟”的余脉，正被改革的浪潮拍在胡同的青石板上。 我家隔壁的裕禄，正蓝旗后裔，祖上在乾清宫当过侍卫。他爷爷活着时，每月能领八分银子的“铁杆庄稼”，在胡同里抬着头走路。可到了裕禄这一代，那份钱只够买两斤富强粉。他每天清早起来，不是练鹰，而是蹬着“二八”自行车，驮着两麻袋蜂窝煤，去胡同口的副食店换豆腐票。 “您说这叫嘛事儿？”裕禄把煤袋摔在地上，灰头土脸地蹲着，“我阿玛（父亲）当年连马都不会骑，现在倒好，我得骑着‘骆驼祥子’的板车谋生。”他说的骆驼祥子，是他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。 胡同西头的老佐，镶黄旗。他爷爷是慈禧的銮仪卫，家里还供着黄马褂。1988年夏天，老佐把黄马褂捐给了区文化馆，换了三百块钱。那天他喝多了，在槐树下哭：“这玩意儿压了我三辈子，现在终于能当包袱扔了。”可第二天，他照样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去街道工厂糊纸盒。 最讽刺的是胡同东头的“小格格”敏儿。她奶奶是王府出来的格格，敏儿却在下海潮里第一个跳了。她在前门大街租了个柜台，卖从广州背回来的的确良衬衫和太阳镜。有回她戴着蛤蟆镜、穿着蝙蝠衫回来，胡同大妈们直撇嘴：“瞧瞧，哪还有点格格样儿？”敏儿摘下眼镜，镜片后头的眼睛亮得吓人：“格格？我奶奶活着时连胡同门都很少出。我现在能自己买票去广州，她行吗？” 那年冬天特别冷。裕禄的煤车被城管收了，老佐的纸盒厂也黄了。三个在胡同口的小酒馆里坐着，烫一壶二锅头，就着盐水花生。裕禄突然说：“咱们祖上当年入关，说是为了‘永葆满洲本色’。可本色是什么？是躺在功劳簿上吃铁杆庄稼，还是像现在这样，自己找食儿吃？” 窗外，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缓缓驶过，车窗里飘出费翔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敏儿推门进来，羽绒服上沾着雪粒子，手里拎着两瓶啤酒：“刚接了单，送个老外去机场。这趟活儿顶我糊半个月纸盒。” 老佐把酒杯重重放下：“对！咱们八旗子弟当年是‘旗’，现在得成‘人’——自己站起来的人。” 那晚他们喝到后半夜。散时，裕禄摇摇晃晃站在胡同中央，看着头顶被路灯照得发黄的槐树枝，突然笑了：“我爷爷要是知道，他孙子因为卖煤被城管追得满街跑，非得从坟里跳出来。可跳出来又能怎么着？时代变了，铁杆庄稼早没了，咱们得自己刨食吃。” 1988年过去了。后来听说裕禄去了深圳，在工地当工头；老佐的纸盒厂转型做包装，竟做成了街坊小有名气的“老佐包装”；敏儿的前门柜台变成了小店，后来开了连锁。他们再没提过“八旗子弟”这个词，就像胡同里那些渐渐消失的“府邸”大门，被改成了居民楼防盗门。 只是偶尔，裕禄从南方寄回来的明信片上，总画着一匹奔跑的马。背面只有一行字：“旗人？不，现在是路上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