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见阿郎国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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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，用彩色粉笔画着一艘歪歪扭扭的渔船。阿郎说，那是他阿爸的船。他站在黑板前，用潮汕话讲着渔网怎么结、潮水怎么涨，我们这些只会说普通话的孩子，眼睛却亮晶晶的。我们之间，隔着一整个海湾的距离。 阿郎是五年级时从汕头转来的。他的国语磕磕绊绊，像搁浅的船。国语老师姓陈，总皱着眉，把阿郎的作文本摊开：“你看，全是‘咩’‘乜’，标准国语是‘什么’！”阿郎缩着脖子，耳朵通红。我们私下学他说话，他听见了，只是更沉默。只有劳动课，他像换了个人——挖土、浇水，力气大得惊人，还会用稻草编小动物，送给我们。那双手，既写过陌生的方块字，也握过故乡的渔绳。 转折发生在一次朗诵会。陈老师要我代表班级，朗诵《乡愁》。我练得滚瓜烂熟，却在台上瞥见阿郎坐在角落。他盯着我，眼神里有种我读不懂的东西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听懂了。那天晚上，他把我拉到操场，结结巴巴地用普通话问：“你……的‘乡愁’，是哪里？”我愣住了。他指着自己的胸口，又指了指东方：“我的，那里。”他第一次，主动说起故乡。 再后来，陈老师意外发现阿郎的作文本背面，用潮汕话写满了诗。她没批评，而是轻声问：“阿郎，能不能用你家乡的话，给我讲讲这些句子？”阿郎愣住了，然后，用一种我们从未听过的、柔软又激昂的调子，念了起来。像潮水，又像歌。全班都静了。陈老师眼睛湿了：“真好听。这是你的母语，是根。” 毕业前最后一节国语课，陈老师没讲课。她放了一段录音——是阿郎用潮汕话朗诵的《乡愁》，混着真实的潮汐声。然后她说：“阿郎，用你的‘国语’，跟大家说句话吧。”阿郎站起来，普通话依然不流利，但每一个字，都像从心底挖出来的：“谢谢……老师。谢谢……同学。我的‘国语’，两种。一种，写在这里。”他点点课本，“一种，在心上。阿郎，会记得。”他深深鞠了一躬。 后来，他随父母回去了。黑板报上的渔船，我们一直没擦。多年后，我在异乡的深夜，突然想起阿郎最后的话。我们终其一生，或许都在学习两种“国语”：一种用来与世界对话，一种，用来安放自己灵魂的来处。再见，阿郎。你的两种国语，我都记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