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2年的冬天,雪下得没完没了。老陈家的木门被风撞得砰砰响,屋里却比门外更冷。父亲坐在油灯旁,手指反复摩挲着那辆老摩托车的钥匙——那是全家逃往南方的唯一指望。母亲蜷在炕角,把最后半块烤红薯塞进小女儿手里,自己只喝了半碗稀粥。窗外,长夜像是冻住了,只有风在呜咽。 “必须走,”父亲突然站起来,声音沙得像砂纸磨木头,“再拖下去,雪埋了路,谁都走不成。”大哥默默套上漏风的棉袄,二哥低头检查绑在腿上的干粮袋。小女儿拽着母亲的衣角,眼睛瞪得圆圆的,她不懂为什么温暖的炕头不要,非要钻进那能把骨头吹散的夜里。 门开的瞬间,雪粒子抽在脸上,生疼。父亲骑着车冲进黑暗,车灯昏黄,勉强切开一道两米宽的口子。其余人拉着板车,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头,板车上堆着被褥和几袋玉米。雪片钻进领口,立刻化成冰碴子滑进脊梁。没人说话,只有喘息在风雪里破碎成白雾。大哥的棉鞋早就湿透,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冰刀上,但他把绳子攥得更紧。母亲把女儿裹进自己的大袄,用体温挡住迎面的雪,自己的眉毛却很快结了一层霜。 他们走了一整夜。路过废弃的火车站时,二哥指着铁轨说:“听说往南五十里有临时收容站。”父亲没回头,只把摩托车油门又拧大些。天边终于透出蟹壳青时,所有人都快瘫了。小女儿在母亲怀里睡着了,嘴角还挂着没咽完的饼渣。父亲停下车,回望来路——根本没有路,只有一片被践踏过的、起伏的雪原,而他们,就像几粒被风卷过的黑芝麻,硬是在这雪原上犁出了两道歪歪扭扭的痕迹。 黎明前的黑暗最浓,但风势小了些。父亲蹲下,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,冰得他眯起眼。“再走二十里,”他站起来,拍掉膝头的雪,“天亮了,就好走了。”没人应和,但拉车的绳子重新绷紧。他们继续向前,鞋底磨着雪壳,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。这声音很慢,很沉,却一步没停。长夜仍在头顶,但路,已经被他们的脚,烫出了两个微小的、深褐色的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