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层恐惧
最深的恐惧,源于你不敢凝视的内心。
我记得那晚的风,像极了野狼的嚎叫,卷着雪粒子抽打着窗玻璃。母亲把煤炉添得旺旺的,搪瓷缸里的姜茶咕嘟咕嘟冒着泡,却暖不透她频繁望向院门的身影。父亲是跑长途的货车司机,说好年前最后一趟货,赶在除夕前回来。可电视里正播着香港回归的新闻,雪却越下越大,国道早封了。 七岁的我缩在炕角,听风声里夹杂着不知哪里传来的断断续续鞭炮声——那是邻近村落提前过年的信号。母亲的手一遍遍抚过父亲那件洗得发白的绿军大衣,领口磨出的毛边在煤油灯下泛着黄。她没说话,可我知道她在怕。九七年冬天特别冷,收音机里说这是五十年一遇的寒潮,好几辆车陷在盘山公路的雪窝里,人差点冻僵。 就在午夜钟声敲过时,院门“吱呀”一声。父亲像个雪人似的撞进来,睫毛胡子上挂着冰碴,棉鞋化开的雪水在脚边洇出两滩深色。他没先暖身子,反而从怀里掏出个用油布裹了三层的东西——是盒没拆封的草莓糖,我去年随口说想尝的。“路过唐山,记得有家老字号。”他牙齿打着颤,笑纹在冻僵的脸上裂开。母亲突然哭了,不是感动,是那种憋了整晚的、劫后余生的哭。 那天晚上,我们围着炉子吃父亲带回来的冻饺子。他讲路上如何帮一辆抛锚的客车推车,如何在风雪里辨认岔路,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。可我知道,他左手虎口那道新裂的口子,深得能看见骨头。母亲把烫伤膏涂上去时,他疼得吸气,却仍咧嘴笑:“值当,今天咱家算是真正团圆了。” 很多年后,当我在城市里见过无数个灯火通明的除夕夜,却总忘不了那个被风雪围困的农家小院。父亲用冻僵的双手捧出的那盒糖,甜味里带着铁锈般的寒意。1997年的风雪夜,归人踏碎的不是冰雪,而是生活本身粗粝的硬壳。我们总在寻找归途,或许真正的归来,从来不是抵达某个地点,而是有人愿意在漫漫长夜里,为你揣着一盒糖,踏雪而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