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我第一次当老师,也是最后一次。 学校让我去接五年级的语文课,因为原老师突发心脏病。校长说话时眼神躲闪:“就两个月,别太投入。”我点点头,心里却像揣了块石头。教室在走廊尽头,阳光总斜斜地照进来,粉笔灰在光柱里跳舞。孩子们眼睛亮晶晶的,但我知道,他们看我的眼神和看挂钟没什么不同——一个暂时的、会走动的摆设。 第一个星期,我按教材讲《匆匆》。燕子去了再来,杨柳枯了再青,桃花谢了再开。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举手:“老师,那走了的人呢?”全班突然安静。我张了张嘴,想起校长的话。但那天下午,我撕掉了教案,带他们去了操场边的荒地。那里有片被遗弃的向日葵,茎秆枯黄,花盘却倔强地垂着。我们蹲下来,数种子,讨论来年春天会不会有新芽。女孩说:“老师,原来‘再来’是藏在土里的。” 后来,我的课渐渐不像课。我们用旧报纸编故事,把《少年闰土》改成班级连续剧;在数学课上计算操场上每棵树投下的影子面积;雨天观察蜗牛爬过瓷砖的速度,写成观察日记。最让我心惊的是小宇——总缩在最后一排,作业本常常空白。一天放学,我发现他蹲在花坛边喂流浪猫。我走过去,他警惕地抬头。我没说话,也蹲下。猫吃完火腿肠跑了,他低声说:“我妈妈也走了,像那只猫一样不要我了。”我喉咙发紧,想起自己空荡荡的出租屋。那天起,我们有了秘密:每天提前半小时到校,在空教室用旧报纸搭“城堡”,讨论如何让城堡不塌。他眼睛里的雾,慢慢散了。 两个月像风一样刮过。结业那天,孩子们塞给我一堆纸条。羊角辫写:“老师,你说向日葵的种子埋在土里,我的勇敢也埋进去了。”小宇的纸条最皱,上面画着两个小人站在纸城堡上,下面有一行小字:“老师,你还会再来吗?”我捏着纸条,站在讲台上,第一次真正看清这间教室——斑驳的墙上有他们贴的歪歪扭扭的画,窗台上有我们种的蒜苗,阳光依然斜斜地照进来,但光柱里不再只有粉笔灰,还有他们自发折的千纸鹤。 后来我去了新学校。很多年后在超市遇见已是高中生的羊角辫,她怀里抱着婴儿,看见我愣了一下,突然把婴儿抱高:“宝宝,看,这是妈妈第一个说‘种子会发芽’的老师。”她眼圈红了,我也红了。我们没说更多,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:教育从来不是灌满一桶水,而是点燃一团火——哪怕你只是临时添柴的人,那火光照亮的,是别人一生的晨昏。 那个写着“临时”的工牌,早不知道丢在了哪段岁月里。但我知道,在某个孩子的生命里,我曾是一道不会消失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