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7年的夏天,蝉鸣撕扯着老式电扇的嗡嗡声,母亲带着我和一个男人走进了那栋灰砖楼。他叫陈国栋,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,笑容温和得像旧收音机里播的《每周一歌》。街坊都说母亲终于熬出了头,可我只记得他修自行车时,虎口那道蜈蚣似的疤在阳光下一动不动。 他总在深夜翻看一本皮面相册,手指摩挲着某页泛黄的照片。有次我假装起夜,看见他对着相册里穿碎花裙的女人低声说:“快了,这次一定能骗过所有人。” 我缩回门后,听见自己心跳声比墙上的挂钟还响。母亲在隔壁翻身,床板发出熟悉的呻吟——那是她习惯性失眠时轻轻敲击床板的声音,可这一次,她什么也没问。 转机发生在旧货市场。我在一个摊子前看见相册里的碎花裙女人,摊主嘟囔着:“这老照片是八十年代初的,说是家属院命案里的受害人。” 我攥着皱巴巴的纸币买下照片,背面有行褪色钢笔字:“1987.6.12,别相信穿蓝衬衫的男人。” 日期正是陈国栋搬来的前三天。 那天晚饭,他夹了块红烧肉到我碗里:“小远,以后我就是你爸。” 油渍在肉块上泛着光,我盯着他袖口露出的腕表——和照片里男人戴的一模一样,表带断了用胶布缠着。我忽然想起命案报道里写的:“凶手总戴着一块修过三次的上海牌手表。” 母亲在桌下踩了我一脚。她碗里的米饭纹丝未动,眼睛盯着窗外渐暗的天色,像在数梧桐叶的影子。陈国栋还在说话,声音平稳得像天气预报。我站起来,把照片拍在饭桌上:“你相册里的女人是谁?” 空气凝固了。母亲终于转过头,眼神空得像被抽走了线的木偶。陈国栋的笑容慢慢垮下来,他慢慢卷起袖子,那道疤在灯泡下泛着青紫色:“你果然发现了。” 后来警笛声划破夏夜时,我正把照片塞进课本。母亲坐在门槛上剥毛豆,豆子一颗颗掉进搪瓷盆,叮当响。警察带走陈国栋前,他回头看了我一眼,嘴唇动了动。我没听清,但母亲突然站起来,毛豆洒了一地。她弯腰捡豆子的动作和往常一样,只是这次,有几颗混着泥土的豆子滚进了墙缝,再也没找回来。 很多年后我在旧报纸电子档里看到那起悬案,配图是陈国栋年轻时的证件照,笑容腼腆。报道最后写着:“凶手在1987年6月冒充离异教师,与被害者家属结婚,次日制造失踪假象。” 日期下方,有行小字补充:另有一名同案女性在逃,至今未归。 我合上电脑,窗外正下着2023年的雨。母亲去年走了,临终前攥着那张没找到的豆子照片。原来有些继父带来的不是重组家庭的温暖,而是1987年夏天,永远卡在墙缝里、锈蚀在时间里的半颗毛豆——它曾经饱满,曾经鲜绿,最终却成了所有完美伪装下,唯一无法吞咽的硬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