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七月的某个午后,我爸把一张皱巴巴的国道地图拍在方向盘上,说:“走,去青海湖。”那辆银灰色的富康车已经跑了十七万公里,空调出风口还挂着2003年的平安符。我们没带太多行李,两个编织袋,一台诺基亚2600,还有我大学时用过的MP3——里面存着《依然范特西》和几首下载不全的英文歌。 出城那段路总在修,尘土像黄色的雾糊在车窗上。我爸把收音机调到交通广播,女主播正用甜腻的声音播报某商场空调大促。我突然想起高三那年的暑假,也曾计划过一场公路旅行,结果被数学补习班搅黄了。这次没有补习班,只有我爸沉默的侧脸,和永远在副驾座上磨损的旧地图。 第一夜宿在陇西的小旅馆,二十块钱一晚,风扇转起来像拖拉机。隔壁传来电视里《武林外传》的笑声。我爸在走廊抽烟,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。“你妈走之前,”他忽然说,“总说想看看青海的油菜花。”我愣住了。母亲去世五年,这是父亲第一次提起她具体的心愿。 第二天在青海湖边,天空蓝得发假。我们遇见三个骑自行车的大学生,车筐里塞着《萌芽》杂志和泡面。他们问我们是不是也毕业旅行,我摇头,看见我爸蹲在湖边,把一包母亲生前最爱的橘子糖撒进水里。风把糖纸吹得满滩都是,黄的,蓝的,像散落的星星。 最深的记忆来自一个叫“老驼”的修车工。在柴达木边缘,富康车的皮带断了。他叼着烟,满手黑油地修了两个钟头,收钱时却只要五十。“2001年我也这样跑过格尔木,”他擦着手,“现在?现在连油费都贵得心疼。”他递给我半瓶冰镇啤酒,玻璃瓶上凝着水珠。我们坐在戈壁滩上聊到日落,他说起当年在深圳的电子厂,说起裁员,说起老婆孩子留在河南老家。他的故事没有转折,只有磨损的日常,像被风沙磨钝的刀。 回程时富康车在祁连山段抛锚,等拖车的黄昏,我爸从编织袋里掏出个铁皮盒。里面是些零碎:母亲的旧工作证,我小学的奖状,还有张2007年印错的火车票。“其实你妈没想去青海湖,”他摩挲着票面,“她想去的是新疆伊犁。但她说,跟你爸跑一次,去哪儿都行。” 车修好后继续南下,MP3电量耗尽,只有电流的嘶嘶声。窗外祁连山的雪顶在暮色里发紫。我突然明白,这场旅行从来不是寻找什么“青春”,而是把一些东西——比如母亲没说出口的伊犁,比如老驼没回去的深圳,比如我十八岁那年错过的补习班——轻轻放回原处。 到家时城市灯火通明,新楼盘广告牌闪着光。富康车停在楼下,像一艘搁浅的船。我爸在车里坐了很久,最后只说了句:“明年,换个车。”我没接话,摸到口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颗橘子糖,糖纸被汗浸软了,上面印着2007年某家糖果厂的商标,已经停产很多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