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东头那棵歪脖子老槐树,在七月毒辣的日头底下,静得瘆人。树杈上挂着一个灰褐色的巨卵,比最大的西瓜还沉,表面密布着六边形蜂巢格——那是马蜂窝,村里老人说,住了有些年头了。蜂窝下,晒谷场边几个半大孩子正用竹竿打树上的蝉,汗臭和土腥味混在一起。 十二岁的栓柱捡起块青砖,铆足劲朝蜂窝甩去。砖头在空中划出短促的弧线,擦着蜂窝底部飞过,“咚”一声闷响砸在树干上。死寂。随即,一种低沉的、持续的嗡鸣从蜂窝深处泛起,像远雷碾过天际。晒谷场瞬间炸了锅——不是声音,是颜色。一片流动的、暗金色的雾从蜂窝喷涌而出,瞬间遮蔽了半个天空。 最先遭殃的是举着竹竿的狗剩。三只马蜂直扑他暴露的脖颈,针扎似的灼痛让他怪叫一声,竹竿脱手。接着是跑在后面的栓柱,左脸颊火辣辣地一烫,伸手一摸,指尖沾着血和半截黑黄相间的尾针。场面彻底乱了。孩子们哭嚎着,像没头苍蝇在晒谷场上兜圈,书包、草帽、凉鞋甩得满地都是。蜂群是有智慧的暴君,它们不追最前面的人,反而聚成湍流,绕过尖叫的狗剩,从侧翼包抄跑得稍慢的栓柱和王小胖。王小胖肥硕的身子瘫在地上,双手护头,背上已中了四五针,校服布料被蜇处迅速鼓起枣核大的青紫肿块。 “进屋子!滚进屋!”晒谷场边看热闹的赵三爷猛地拍腿吼。孩子们这才发疯般冲向最近的两间空仓库。蜂群在仓库门外盘旋、撞击,发出令人牙酸的密集撞击声,如同暴雨砸在铁皮屋顶。仓库里,七个孩子蜷在角落,有抱着头的,有互相抹眼泪的,更多的是捂着被蜇处嘶嘶抽气。栓柱左脸肿得只剩条缝,眼睛眯成两条缝;王小胖的嘴唇厚了倍,说话漏风,背上肿块连成一片,火燎般疼。最严重的是狗剩,右耳廓被蜇了三四下,肿得透明发亮,像块熟透的猪耳朵,轻轻一碰就疼得浑身哆嗦。 赵三爷提着两桶井水冲进来,用湿毛巾给他们敷脸。“作孽啊,”他喘着粗气,“这窝马蜂,去年就警告过你们,离那树远点!”他儿子是镇卫生院的医生,电话里急促交代:“用指甲平刮掉刺,别用手挤!肥皂水洗!肿得厉害赶紧来打针!” 傍晚,七辆自行车歪歪扭扭停在镇卫生院门口。急诊室里,穿白大褂的医生戴着橡胶手套,用镊子从王小胖背上夹出深陷的蜂刺,每夹一下,孩子就猛地一颤。 golden hour(黄金救援时间)已过,所有人的脸、脖子、手臂都不同程度肿胀起来,像吹胀的纸人。医生边处理边摇头:“马蜂毒液是神经毒素,比蜜蜂厉害。这要是多蜇几下,或者有过敏的……”他没说完,但仓库里那半小时的嗡鸣地狱,已足够让每个孩子明白“厉害”二字怎么写。 三天后,老槐树下的蜂窝不见了。据说是赵三爷请了专业灭蜂人,用高压水枪和杀虫剂,凌晨时分连根拔除。晒谷场恢复了平静,只有几处新翻的土坷垃,像大地愈合的伤疤。栓柱脸上消肿了,留下几道浅褐色的痂。他坐在门槛上,望着老槐树光秃秃的树杈,突然说:“蜂子……是不是也在护崽子?” 没人回答。远处,几只野蜂在废墟似的蜂窝旧址上空茫然地盘旋,最终离去。人与自然的边界,有时就悬在一块砖头的抛物线里,轻飘飘的,却重得能压垮一个夏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