恰同学少年2002
2002年少年逐梦,青春激荡时代浪潮。
我家老屋后头有片竹林,小时候觉得它永远到不了头。七岁那年,父亲用竹竿在竹节上刻下我的身高,每年清明回老家,他总指着最新的刻痕说:“又长一截了。”那时我踮脚够不着,就踩着父亲的大脚印往前走——他的鞋底花纹像两片枫叶,我的小脚印陷在泥里,像两枚刚发芽的种子。 十二岁,脚印开始出现在县城中学的操场上。每天清晨跑三圈,塑胶跑道烫得发软,汗珠砸在地上“滋”一声就消失。我和阿珍在跑道边埋下玻璃瓶,约定十年后挖出来。她后来去了南方电子厂,我在省城读大学。去年她发来照片:流水线上她蹲在零件堆旁,指甲缝嵌着洗不净的机油,笑容却和十五岁一样亮。我们没再提玻璃瓶,但我知道,有些东西早就在路上长成了。 真正明白“长大”的意思,是去年冬天陪父亲复查。医院走廊的荧光灯太亮,照得他白发像一丛枯竹。他忽然说:“你走路的姿势,现在和我一模一样了。”我愣住——什么时候开始的?是大学时在图书馆熬夜到凌晨三点,发现脊背弯成和他一样的弧度?还是工作后第一次给家里买按摩仪,他试用时眯眼笑:“这力度,像你妈年轻时候捶背的手劲。”原来成长是这么静的事,像竹子在夜里拔节,等听见声音时,已高出旧屋檐一大截。 上个月清理旧物,在樟木箱底翻出那个玻璃瓶。泥土封着口,里面除了两张褪色糖纸,还有张纸条,阿珍歪歪扭扭写着:“我要去上海看真的海。”瓶身映出我此刻的脸——眼角有了细纹,眼神却比二十岁更清亮。我把瓶子重新埋进老屋竹林,新竹已经长到父亲当年刻痕的位置。 原来所谓“一路长大”,不过是无数个瞬间的脚印叠在一起:泥巴里的、跑道上的、医院走廊的、还有此刻我站在此处,望向竹林深处时,脚下正延伸的这条路。它们不声不响,却把我们从一片泥土,送往另一片星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