穿成继母后我改造全家种田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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睁开眼时，我正站在漏风的土坯房前，手里攥着半块冷硬的杂粮饼。原身记忆涌来——丈夫在外做短工常年不归，两个继子一个十三、一个十岁，瘦得跟豆芽菜似的，见我就躲。村里人背后戳我脊梁骨，说这后娘早晚把娃磋磨死。 可当我摸到腰间那把生锈的锄头，指尖触到板结的黄土，突然笑出声。穿越前我是农科院的研究生，怕这个？ 第一日我去村口荒地，两孩子远远跟着。我不管他们，只把枯草刨开，露出底下黑土：“这地肥得很。”大儿子梗着脖子：“娘要种地？爹说咱们家地早抵了债。”我抹了把汗：“那就开新荒。东山那坡向阳，石头少。”小儿子小声嘀咕：“可……可种子呢？” “种子在仓房老鼠洞里。”我早看见原身藏起来的半袋荞麦，被耗子啃得只剩渣。当晚我用陶罐泡了豆子，清晨领着俩孩子去坡上。我刨坑，他们撒种，谁也不敢说话。日头毒时，我掰着指头算：“一亩荞麦收三百斤，换三石粟米，够吃半年。”大儿子突然抬头：“真能换到粟米？” “能。”我擦汗，“但得锄三遍草。” 日子就这么硬着头皮过。我教他们分辨稗草和苗，用草木灰防虫，暴雨天拿塑料布（穿越时莫名揣着一卷）盖住刚发芽的菜畦。两孩子从躲着我，到主动去挑水，小儿子甚至把攒的糖粒子塞给我：“娘，提神。” 转折在七月。丈夫灰头土脸回来，身后跟着债主。他看见院里堆的金黄麦穗，眼睛直了。我递上算盘：“借的五十斤麦种，还了。这是剩下的，够交税。”债主狐疑地数完麦粒，嘀咕着走了。那晚丈夫蹲在灶台边抽烟，烟头明灭：“你……真把坡地种出来了？” “不止。”我端出腌好的酸菜，“试试这个，开春卖钱。” 如今五年过去。东山坡绿油油一片，我引了山泉修了水渠。大儿子能独自犁地，小儿子会算收成账。前日丈夫带回消息：县里要推广耐旱作物，点了我家名。晚饭时，俩小子抢着给我夹菜，丈夫难得有笑：“下季种红薯，听说能卖到府城。” 我咬了口新蒸的玉米饼，甜香满口。窗外蛙声一片，菜畦里黄瓜花正开。原来所谓继母，不过是让这块土地，重新活过来。而活着，就是一年年种下去，等风来，等雨落，等日子在土里长出根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