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山如此多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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爷爷的旧皮箱里，压着一叠发黄的照片。最上面那张，是他年轻时在老家山脚下拍的，背后用钢笔写着：“一九五三年，垦荒第一年”。照片里，光秃秃的山坡上站着几个模糊的身影，像几枚倔强的钉子，楔进灰褐色的土里。 他总说，他那一代人看到的“江山”，是具体的。是开春时背着干粮上工地，一镐一镐啃着石头坡；是冬天守着未完工的水渠，呵出的白气在铁锹上凝成冰碴。他们没读过“江山”这个词的华丽诗篇，只知道“有田种，有饭吃”。后来，他成了县里水利站的老站长，指着一张泛黄的全县水系图，跟我讲每条渠怎么像血管一样，把山里的水引向干涸的田垄。“那时候，人心里有火，眼里有光，觉得一定能改得了天换得了地。”他说这话时，沟壑纵横的脸上，有种东西在沉静地燃烧。 我真正“看见”江山，是很多年后。大学暑假，我沿着爷爷念叨了一辈子的“红旗渠”去徒步。站在太行山的悬崖上，看着那条在绝壁上蜿蜒、如大地伤疤也如英雄绶带的石渠，突然理解了——他们垦的何止是荒坡？是把整个民族的脊梁，一寸寸凿进了贫瘠的山体。那之后，我开始用镜头记录。拍过鄱阳湖渔民拆掉最后一条旧木船，住进江边楼房，在阳台上种菜；拍过黄土高原的“绿岛”，从一眼泉蔓延成片片林海；也拍过西南山区，一根光纤如何顺着新修的旅游公路，钻进曾经与世隔绝的寨子。 去年，我带着爷爷的旧照片，去了他念叨半辈子的“老地方”。曾经的荒坡早已叠翠流金，生态果园里，无人机正在喷洒。一位戴草帽的果农见我们好奇，热情地摘果子：“尝尝！这品种叫‘初心蜜’，是当年第一批垦荒队的老干部们引进的。”我咬下一口，蜜汁丰盈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得，“江山”从来不是静止的画卷。它是垦荒者手上的血泡，是建设者额头的汗渍，是改革者第一个吃螃蟹的胆魄，是每一个普通人对自己生活“更好一点”的执着。 爷爷抚摸着果园里立的垦荒纪念碑，碑文很朴素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和身后漫山遍野的果树影子，交错在一起，延伸向远方起伏的山峦。江山多娇，不在遥望的詩与远方，就在这生生不息、代代相传的耕耘与创造里。这壮丽，是无数平凡双手，用岁月与智慧，一笔一画，写在大地上的最滚烫的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