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导老陈的冰爪在冰面上凿出细碎的声响,像某种固执的密码。我跟着他往海拔四千米的垭口挪,风卷着雪粒砸在睫毛上,疼。老陈忽然回头,烟锅在风雪里明明灭灭:“你这城里人,偏要这时候上山,图什么?” 我张了张嘴,没说。图的是二十年前祖母咽气前那句呓语——她说,开春后,要去北岭看雪。那年她病得糊涂,窗外分明是七月蝉鸣。可自那以后,每年三月,她总望着远处山脊发呆,说雪该来了。 北岭的雪,来得比别处迟。祖母说,那是春山在等一场迟到的赴约。 老陈哼了一声,没再问。我们继续往上,松针上的雪扑簌簌落进衣领。冰爪咬住岩壁的瞬间,我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,偷翻祖母的樟木箱,掉出一张泛黄的照片:年轻的她站在雪坡上,背后是同样的山脊,怀里抱着个襁褓。照片背面有钢笔字:“阿芸,三月初七,赴雪。” 阿芸是祖母的妹妹,一九四八年跟着流亡的家人去了南方,再没回来。祖母守着一座空山,守了半个世纪。 “你祖母每年春天都来,”老陈突然说,声音被风吹散大半,“去年她没来,托人捎话,说雪化了,路不好走。”他顿了顿,“其实每年三月,北岭哪有什么雪?她等的,怕是早化了。” 我怔住。风雪在耳畔呼啸,却突然静了。原来祖母等的从来不是雪,是那个没说完的告别,是襁褓里被抱走的妹妹,是战乱里散落的一枚纽扣。她用“赴雪”这个词,把一生走不完的路,钉在了一场永远迟到的春雪里。 登顶时天快黑了。云层裂开一道缝隙,夕阳把雪地染成淡金色——哪有什么雪?只有枯黄的草甸,在风里伏成波浪。我跪下来,把带来的纸钱撒向虚空。雪没有来,可我知道,这场赴约,终于走到了。 下山时老陈递给我一截枯枝:“你祖母去年留下的,说给后来人。”树枝上刻着两个小字:“春山”。我握紧它,冰凉的,却像握着一团将熄未熄的火。原来赴雪的人,最后都会在春天里,学会与雪共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