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冬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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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的冬至，向来是伴随着一场雪的。那年我十二岁，祖母在腊月寒风里咳着，却坚持要亲手包一顿羊肉饺子。她说，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厨房的窗玻璃蒙着厚厚的水汽，她粗糙的手在面团上揉搓，案板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，像某种古老而安心的节拍。我蹲在灶膛前添柴，看火苗舔着锅底，暖意混着羊肉馅的膻香，把整个冬天都煨得柔软。 那时我不懂，冬至是黑夜最长的一天，却也是此后白昼渐长的起点。祖母把一枚洗干净的硬币包进饺子，笑眯眯地说，谁吃到，谁就有福气。我盯着那二十几个饺子在沸水里翻腾，像一群银白的小鱼。父亲在屋外扫雪，扫帚刮过青石板的声音清脆而固执。母亲默默把一碗醋推到我手边，她眼下的乌青，是连熬了三个夜织毛衣留下的。 饺子出锅时，雪下得更大了。祖母盛好饺子，特意把那个可能包着硬币的，放在我碗边。我埋头吃着，热汤水混着馅料的鲜，烫得舌尖发麻。吃到第七个时，牙齿猛地一硌——是硬币的冰凉。我举着那枚油光发亮的钢镚儿，像举着一枚小小的勋章。祖母用皲裂的手摸摸我的头，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，亮得像藏了星星。她说，我孙女，有福了。 可那晚之后，她的咳嗽再没停过。开春时，她睡进了一个檀木盒子，被埋在后山向阳的坡上。新坟的土还是湿润的，旁边刚栽了一株迎春。我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羊肉饺子。母亲后来也病了，整夜整夜地咳，把肺叶都咳成了破风箱。父亲沉默地抽烟，烟头在黑暗里明明灭灭，像他那些没说出口的话。 许多年过去，每到冬至，我总会自己包一顿饺子。羊肉馅，一定要放一点胡萝卜碎和香菜。我学祖母的样子，把一枚硬币擦亮，混进饺子堆里。但从未再“幸运”地咬到它。硬币总在某个饺子里，安安静静地躺着，像一句迟到的、无人认领的赠言。 去年冬至，我带女儿回老屋。她指着后山问，太奶奶睡在那里，会不会冷？我摇摇头，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放在坟前。雪静静地下着，新雪覆盖旧雪，像时间一层层地掩埋。女儿忽然说，妈妈，饺子真香。我抬头看天，冬至的夜黑得沉甸甸的，可我知道，过了今夜，白天就会一寸寸地，长回来。 有些离别，发生在最长的夜里。而有些温暖，也恰恰始于最深的寒天。那年冬至的雪，终究是化了。可那些被雪水浸透的、关于爱的笨拙表达，却在我生命的年轮里，生了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