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在沂蒙山区的外婆家长大的。每年开春,总有一两只刚出生的羊羔被抱进东厢房,用旧棉袄裹着,搁在铺满干草的竹筐里。它们的眼睛是琥珀色的,湿漉漉的,像两汪映着天光的泉。我常趴在外公膝上,看他用温热的指腹摩挲羊羔额前细软的绒毛,听他说:“这头是‘羔’,那头是‘羊’,字不一样,命也不一样。”那时我不懂。 真正懂得,是跟着表舅去屠宰场送羊的那天。清晨的雾气还缠在山腰,板车上的成年羯羊发出低沉的呜咽。表舅沉默地抽着旱烟,烟雾混着草料与牲畜体味的气流。到了地方,穿过挂着半扇肉块的铁钩长廊,最终停在最里侧。那里有十几只待宰的羊,挤在水泥围栏里。其中一只,肚子圆滚滚的,乳头肿胀——它刚做母亲,昨夜才被强行断奶。它不叫,只是用脑门轻轻抵着同伴僵冷的躯体,琥珀色的眼睛望着栅栏外一小片被铁网分割的天空。表舅催我快走:“看不得,看了心里留印子。”可那一幕,像烧红的铁,烙进了十六岁的晨光里。 后来读历史,读寓言,总看见“羔羊”的意象。它们沉默地走向祭坛,羊毛织成贵族的袍,骨血祭奠丰饶的谎言。课本里说这是“历史的必然”,是“必要的牺牲”。可我在沂蒙山看见的,分明是另一回事:是母羊被按在案板上,四蹄抽搐时,远处传来它幼崽在圈里撕心裂肺的咩叫;是屠夫擦拭溅到眉梢的血点,嘟囔着“畜生就是畜生”;是围观的村民看着案板上的血水汇成细流,转头议论今晚羊肉的价钱。没有神谕,没有圣歌,只有粗糙的生存逻辑在重复:弱者被选中,强者分食,然后等待下一轮循环。 去年冬天,我在城市超市的冷柜前驻足。玻璃下是分割整齐的羊排,真空包装,标签印着“羔羊肉,鲜嫩”。一个穿皮草的女人正在挑选,她的影子在冷光下像一只巨大的、无毛的兽。我忽然想起东厢房竹筐里那个琥珀色的世界,想起表舅说的“羔”与“羊”。或许,“羔”从来不只是年幼的羊。它是所有尚未被命名、尚未被定义、在系统运转的缝隙里发出微弱呼吸的生命——包括曾经的我,包括此刻在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、对着屏幕发呆的年轻人。我们低头吃着精心烹饪的“羔羊”,是否也正被某种更庞大的、无形的牙齿,一口口咀嚼着? 昨夜梦见回到沂蒙山。东厢房的竹筐空了,地上却多了一串湿漉漉的、小小的蹄印,从门边一直延伸到后山荆棘丛生的崖畔。我追过去,看见那只断奶的母羊,正把瘦骨嶙峋的身体卡在石缝里,用最后的力气,把怀里揣着的、早已干瘪的乳房,抵向岩壁上一株早开的、倔强的野杏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