衣帽间最深处的旧木箱,总散发着一股陈旧的樟脑与铁锈混合的气味。母亲去世后,整理遗物时,我发现了它,以及箱底那本没有封面的硬皮笔记。翻开第一页,稚嫩的笔迹写着:“我的恶魔今天又来了,它躲在窗帘后面,只露出一只红色的眼睛。” 我从未有过所谓的“ imaginary friend”。但笔记里,那个被称为“阿烬”的存在,却陪我走过了整个孤独的童年。他会在下雨天用蜡笔在窗上画扭曲的太阳,会在我被欺负后,低声教我用最恶毒的语言回击,甚至在我第一次偷偷吻了邻家男孩后,冷笑着在我的作业本上画下腐烂的苹果。父母离异后,母亲精神萎靡,我成了她情绪唯一的出口。而“阿烬”,就是那个接收所有我无法承受的恨意、恐惧与恶毒念头的容器。他是我完美乖巧面具下,所有暗黑碎片的聚合体。 大学离家,我以为“阿烬”消失了。直到工作第三年,连续加班的深夜,我在公司洗手间的镜子里,看见自己眼里的血丝像蛛网般蔓延,嘴角竟挂着一丝不属于我的、冰冷的讥笑。那一刻,我浑身发冷。回家后,我疯狂地翻找,最终在床底找到了那本笔记。最新一页,是我自己昨天疲惫潦草的字迹:“阿烬说,那个抢我项目的同事,该从楼梯上摔下去。” 我颤抖着烧掉了笔记。可“阿烬”没消失,他换了一种方式存在——成了我脑海里一道冷静而尖锐的声音。项目受阻时,他会低语“使点手段”;面对上司的刁难,他会规划“如何不留痕迹地毁掉他的声誉”。我恐惧这声音,却又在极度压力下,隐秘地依赖它提供的、冷酷的“解决方案”。我成了公司里最“高效”也最令人不安的冷面执行者,直到一次关键会议,我几乎要顺着“阿烬”的暗示,说出能彻底毁掉竞争对手家庭的隐私时,我猛地咬破了舌尖。 血腥味在嘴里漫开。我看着会议室里同事们专注的脸,突然想起笔记里母亲晚年偶尔清醒时,看着我的、充满愧疚与恐惧的眼神。她是不是也一直听见“阿烬”的声音?那个被生活碾碎、却把最后一点残暴都留给我的女人? 那天晚上,我没有抗拒“阿烬”。我点了一支烟(我从不抽烟),在烟雾中对空气说:“我们谈谈。”我告诉他,我知道他是我所有未被爱、未被允许表达的愤怒与痛苦的化身。我感谢他陪我长大,保护过我。但现在,我要把那些烂掉的苹果,一片片捡回来,哪怕它们已经发霉。 我没有驱逐他。我只是在书房角落,为他留了一把椅子。当我感到被世界挤压得喘不过气时,我会对着那把空椅子,低声说:“阿烬,这个方案,你觉得怎么走最合规?”然后,我会自己回答,用法律条款、用伦理边界、用漫长而艰难的正确道路。那把椅子,成了我与自己黑暗面谈判的桌子。恶魔从未离开,他成了我体内最严厉的监督者。而真正的成长,或许不是杀死体内的恶魔,而是学会与他同桌议事,然后,亲手签下属于“人”的那份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