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浦江的雾气裹着机油与鸦片的气味,漫过外滩的洋楼群。1932年的深夜,陆振廷在霞飞路的赌场密室点数银元,指节粗大,左手少了半截小指——那是十六岁在码头争地盘时留下的。他从不自称“皇帝”,但整个法租界巡捕房的印度巡捕都认识他的黄包车夫,认得他袖口暗绣的“忠”字。 陆振廷的发迹始于1915年。那时他还是个给青帮“悟字辈”老头子倒夜壶的小瘪三,却敢用半袋大米换到英租界巡捕房副探长的“人情”。他做的是鸦片与军火的勾当,但账本第二页永远记着“义赈”二字。1920年苏北水灾,他派的十二条船载着大米混在难民中靠岸,船帆上用石灰写着“粥厂三日”。工部局英国董事在俱乐部抱怨:“那个陆,用慈善抵掉了我们三成缉私税。” 他书房挂着于右任写的“毁誉由人”,实际最恨别人说他“贩毒”。有次手下在法租界私卖吗啡,他亲手打断了那人的腿,却给巡捕房送去两箱德国香槟。“毒祸国,我陆某不沾。”这话传遍上海,连杜月笙的幕僚都来探口风。他请人吃蟹粉小笼,筷子尖点着蒸笼:“月笙兄做棉纱,我做码头——码头要稳,就得有人垫脚。” 1937年八一三事变,他在大世界门口支起粥棚,背后仓库堆着从日本商社“借”来的五百条棉被。76号特务头子来收保护费,他递过一张照片:他穿着长衫在苏州河码头搬炮弹,背后是未完工的钢筋混凝土工事。“我陆某的码头,只给守江阴炮台的弟兄用。”特务最终收了钱走人,没碰粥棚一勺粥。 1945年日本投降那夜,他醉倒在百乐门。舞女发现他反复擦拭一枚怀表,表盖内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,他在南京路拦截军车散发传单的照片。“那时我以为,帮人就是帮中国。”第二天他宣布金盆洗手,把码头交给三弟,自己住进法租界一栋石库门。1950年某天,他让儿子烧掉所有账本,只留一本1932年的《申报》——上面有他匿名刊登的“抵制日货广告”。 最后十年他足不出户,却总在黄昏时分站在二楼窗口,看黄浦江货轮鸣笛。有晚辈问他上海皇帝怎么当的,他指着江面:“看见那艘英国货轮了吗?我年轻时能让它在吴淞口多停三天,现在?连个浪花都搅不动。”窗外,巨轮正拖着一长串驳船,像一条钢铁蜈蚣爬向长江深处。他转身时,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,横过整面雕花木窗,像一柄收进鞘里的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