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得那个愚人节,雨下得特别大,像是天空在哭。我们五个人挤在“暮光”疗养院生锈的铁门后,手里攥着廉价的血浆和破旧护士服。计划很简单:吓死胆小的陈宇。他是我们圈子里公认的“尖叫鸡”,去年万圣节被纸糊的蜘蛛吓得尿了裤子。 可当陈宇独自走向三楼最深处那间传说中“死过七个人”的病房时,一切不对劲了。先是手电筒集体熄灭,接着是清晰的、湿漉漉的拖拽声,像是什么沉重的东西在被拖过积水的水磨石地面。然后是陈宇的尖叫——但那声尖叫中途戛然而止,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掐断了喉咙。 我们僵在原地,只有雨水敲打窗户的闷响。老赵最先反应过来,骂了句脏话就要冲上去,被林薇死死拽住。“……那是不是血?”她声音抖得不像话。手电筒不知何时又亮了,光束颤抖着扫过地面,一行暗红色的脚印,从小径分岔的走廊一路延伸,最后消失在陈宇消失的那个病房门口。脚印很新,在雨水冲刷下依然黏稠发亮。 恐惧像冰水灌进脊椎。我们决定报警,可手机全没信号。更诡异的是,通往一楼的主楼梯间门锁了,锈死的挂锁在灯光下泛着冷光。我们被困在了这栋本应空无一人的废弃楼里。走廊深处传来若有若无的哼唱声,是陈宇常哼的那首跑调的《生日快乐》。声音忽左忽右,捉摸不定。 “恶作剧……一定是陈宇那混蛋装的!”王磊强作镇定,可 his voice cracked。我们壮着胆子往声音方向摸去,经过护士站时,林薇突然僵住。她指着墙上一张泛黄的值班表,最新一栏的日期是昨天,上面有潦草的笔迹:“3床,午夜,药已换。”而3床,正是那间病房。 我们冲进病房。陈宇背对着我们站在窗前,一动不动。“陈宇?你他妈吓死我们了!”我伸手去拍他肩膀。他缓缓转过来——脖子以不可能的角度扭曲着,眼睛睁得极大,瞳孔里没有一丝活气。他的嘴角被什么东西强行拉扯出一个夸张的弧度,像在笑,又像在哭。而在他脚下,一滩暗红正缓缓漫开,浸入他拖鞋的绒毛里。 真正的尖叫声终于爆发。我们疯了似的砸门、撞窗。就在王磊用铁椅砸开一扇被木板钉死的窗户时,走廊尽头传来缓慢、沉重的脚步声。一步,一步,越来越近。我们缩在病房角落,看着门缝下渗入一片更深的黑暗。脚步声停在门外。 门把手,开始缓缓转动。 后来警察说,陈宇是死于后脑遭受钝器重击,凶器是病房里一个生锈的输液架。现场除了我们五个人的脚印,还有另一串——尺寸小得多,像是孩子的。而疗养院档案里,七名死者中,最后一位是1998年失踪的七岁患儿,家属称其“总在愚人节前后回来”。 我至今记得那晚,在门把手转动到尽头、门被缓缓推开前,林薇忽然轻声说:“你们有没有闻到……糖炒栗子的味道?”那是陈宇昨晚炫耀说,要买来愚人节“奖励”我们的。 雨还在下。我们谁也没再提那个愚人节。但每年这一天,我家门铃总会在午夜准时响起。门外空无一人,只有地上一袋温热的糖炒栗子,和一张歪歪扭扭的纸条,字迹像孩子学的: “轮到你们了。愚人节快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