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回到浪江町时,是核事故后的第十个春天。町里依旧空荡,只有风穿过断墙的呜咽,和不知从哪棵枯树上突然落下的鸟鸣。我的防辐射服在腰间磨得发痒,像有无数细小的牙齿在咬。 他来接我,开着辆沾满泥点的旧皮卡,车窗贴着褪色的“浪江町应援”贴纸。是高中时的同级生,如今在临时事务所做环境监测。我们没拥抱,只是对视一眼,他眼角的皱纹比记忆里深了,像被这里的风一刀刀刻出来的。 “你瘦了。”他说。 “你也是。” 我们去看那棵老樱树——其实不该叫老,它才二十岁,却生在离核电站十五公里的“归还困难区域”。树干歪斜,一半焦黑,一半挣扎着开出了淡粉的花。他说每年都有人偷偷来看它,像祭奠什么。 “你还记得我们在这里埋的时间胶囊吗?”他忽然问。 我记得。十五岁毕业季,我们埋了玻璃罐,里面有两张傻笑的照片、一包过期草莓糖、还有写给十年后彼此的信。那时我们约定,要一起离开这里,去东京。 “我去年挖出来了。”他声音很轻,“信还在,糖化了,照片褪色。但玻璃罐外头,刻着‘福岛永远的家’。” 我愣住。我从没刻过字。 他苦笑:“其实我也没刻。是事故后,有人用刀刻的,就在我们埋罐子的位置旁边。不知道是谁,也许是哪个失去孩子的家长,也许是某个回不来的老人。” 那天黄昏,我们坐在樱树下吃便当。他打开铝制饭盒,里面是规整的梅干饭团,和一片孤零零的腌萝卜——是我们高中时最讨厌的配菜。 “一直讨厌吗?”我问。 “现在觉得好吃。”他咬了一口,“有些东西,失去后才知道它的重量。” 风突然大起来,花瓣像粉雪扑在防辐射服上。远处,辐射检测仪发出规律的滴滴声,像某种倒计时。 离开时,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。 “什么?” “你当年写给我的信。我从时间胶囊里单独拿出来的。怕你看到其他东西会难过。” 我捏着信封,没拆。有些信,或许永远不该读。因为时间已经改写了所有答案。 车开出町界时,我从后视镜里看那棵樱树。它那么小,那么固执地开着花,在荒芜的中央,在辐射的静默里。 而我们的初恋,从未真正发生过——它只是两个少年,在末日阴影下,共同练习过的一场告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