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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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晨四点十七分，K8357次在“终站”这个地名都模糊的车站，缓缓停下了。我是这趟车最后的值班列车员，老陈。站台灯昏黄，照着铁轨尽头那堵爬满藤蔓的墙。三十年来，我每晚把车停在这里，再空车开回起点。外人只当这站废弃，却不知它是我一个人的教堂。 入职第一天，师傅拍着我肩膀说：“这站不载客，只接‘东西’。”那时我不懂。直到某个雨夜，我看见站台长椅上坐着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，手里抱着个蓝布包袱。车停稳，她对我点点头，走进车厢最后一节——那节永远锁着、从不开门的车厢。次日清点，包袱不见了，多了一双绣着并蒂莲的旧布鞋，放在驾驶室我的座位上。我忽然明白，这站接的不是活人。 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站是“终站”，也是“中转站”。那些在车上走完一生的老人，选在这里下车。他们留下一样东西：一个空药瓶、半截铅笔、褪色的照片……我成了保管员。三十年间，我收过三百七十二件遗物。最旧的是1949年的一封未寄出的信，最新的是去年冬天，一只毛线手套，里面包着晒干的桂花。 有人问我怕不怕。怕？我每天经过无数隧道，最长的有七公里。黑暗里，我常听见轻微的呼吸声，像车厢在叹息。但我不怕。师傅临终前说：“咱们不是鬼差，是摆渡人。人到了尽头，总得有个人帮他们，把最后一点念想，从生的此岸，渡到死的彼岸。” 去年冬天，我也老了。关节炎让我握不住闸把。交接时，新来的小伙子问我：“这些遗物怎么办？”我打开那个樟木箱——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百七十二件东西。“找个春天，埋了吧。”我说，“就在站台那棵老槐树下。他们最后看过世界的地方。” 昨夜是我最后一班。车停稳时，站台灯忽然全亮了。我看见长椅上坐着许多人，有穿中山装的，有扎麻花辫的，他们冲我笑。我打开门，那节锁着的车厢第一次亮了灯。里面没有座位，只有一片月光照着的田野。 我忽然懂了，“终站”从来不是终点。它只是让那些走不动的人，能在下车前，最后看一眼人间的灯火。 车回程时，我没开灯。隧道一个接一个，黑暗温柔地包裹着我。我知道，下一站，我会以另一种方式，继续当个摆渡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