殡仪馆的玻璃门被推开时,伯纳德正用棉签擦拭骨灰盒的边角。来人是个穿皱西装的年轻人,眼圈发青。“我父亲……生前总说不想葬礼哭哭啼啼。”伯纳德推了推金丝眼镜,没提价格,只问:“老爷子喜欢什么颜色的笑话?” 三天后,市郊小礼堂挂起歪歪扭扭的横幅——“老李,慢走,喜剧频道不播了”。来吊唁的亲戚们面面相觑:灵堂正中循环播放卓别林《城市之光》,棺木旁摆着三箱未开封的青岛啤酒,电子屏滚动着“李建国同志遗言:谁哭就扣谁下月麻将经费”。穿孝服的家属们起初铁青着脸,直到伯纳德按下遥控器,棺木无声滑开——里面没有遗体,只有一团蓬松的棉花,棉花上放着老李生前最爱的半导体收音机,正滋啦放着《我爱我家》片段。 “我爸是抑郁症走的,他最后半年……谁见他笑过?”年轻人突然蹲下,手指碰到冰凉的收音机外壳。伯纳德蹲在他旁边,声音像生锈的合页:“他上个月偷偷找我,说想听《小偷公司》相声版。我录了,没敢用——怕你们说他‘不庄重’。”礼堂忽然静了,只有收音机里葛优的台词在响:“ Death is just a part of life, man.” 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突然笑出眼泪,她抹着脸说:“这老东西……他年轻时在化工厂搞爆破,总说要把葬礼变成‘最后一次成功爆炸’。” 混乱在邻居投诉时达到顶峰。穿制服的警察站在啤酒箱前皱眉,伯纳德递过一份遗嘱公证复印件,最后一页有老李颤抖的签名:“本人自愿放弃追悼会哭诉权,允许亲友用段子代替挽联。”警察看完,竟从怀里掏出手机:“能拷份《小偷公司》吗?我爹也爱这个。” 他顿了顿,“上个月走的,哭得我肝疼。” 七天后,骨灰撒进运河。年轻人把半导体埋进河岸柳树下,伯纳德蹲着填土时,柳枝扫过他墓碑般的工作证——上面没有“殡葬师”头衔,只印着“人生最后一场脱口秀策划”。年轻人忽然问:“你不怕砸招牌?”伯纳德把最后一锹土拍实:“你看这柳树,春天死,夏天活,死和活都是它的一部分。葬礼不是终点站,是逝者开的最后一场发布会——我们只是帮他选个舒服的布景。” 风把柳絮吹上天空,像未说完的段子飘向远方。远处传来广场舞音乐,混着运河货轮的汽笛。伯纳德转身走向他的旧摩托,后座绑着个崭新的骨灰盒,漆面映着流动的云。盒角贴了张便签:“下个客户想听单口喜剧,地点在养老院天台——记得带保温杯,老爷子说笑话要配枸杞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