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个1959年深秋的早晨,天刚蒙蒙亮,小镇的青石板路上还沾着露水。我揉着惺忪睡眼起床,窗外传来卖豆腐郎的吆喝声,清脆悠长。母亲在灶台前忙活,柴火噼啪作响,锅里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泡,香气混着煤烟味飘进屋子。她回头说:“建国,快吃,厂里今天要开动员会。”我应了一声,心里却嘀咕: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?1959年,大伙儿都说是个“跃进年”,可家里粮票紧巴巴,孩子学费还没着落。 出门时,邻居赵叔正扫院子,扫帚划过落叶沙沙响。“建国啊,”他喘着气,“听说厂里要上新技术,你可得抓紧学。”我点点头,想起昨晚收音机里播的“超英赶美”口号,既热血又让人心慌。厂子在两里外,我蹬着那辆老凤凰自行车,车铃叮当,穿过巷口那棵老槐树。树下坐着几个老人下棋,棋子落在石板上的声音清脆,他们谈论着天气和收成,仿佛外面的世界与他们无关。 到厂门口,已聚了一堆工友。车间主任老李举着报纸,脸涨得通红:“同志们!今年指标翻一番,国庆献礼不能掉链子!”人群哄地炸开锅,有人喊口号,有人笑骂。我挤进车间,机器轰隆,棉絮飞舞,老式织布机摇手柄吱呀呀,像在呻吟。我的岗位是接线工,手指被纱线磨得发红,可不敢停——停一分钟,月底奖金就泡汤。 中午歇晌,技术员小陈从城里来,戴副黑框眼镜,手里拎个皮箱。他蹲在我旁边,拆开一台新样机:“这是苏联援助的自动纺织机,以后你们就轻松了。”我盯着那些精密零件,手心发痒。小陈拍拍我肩:“建国,你手巧,学得快。”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爹常说的话:“手艺是人安身立命的根。”可这“新根”在哪儿?我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,有点恍惚。 傍晚收工,夕阳把烟囱染成橘红色。我和工友老孙推车出大门,他叹道:“听说城里有些厂已经半自动化了,咱们这儿……”他没说完,但我知道意思。回家路上,我绕道书店,橱窗里摆着《机械原理》图解,价格两块八。我摸摸口袋,只剩三毛钱。但心里那团火没灭:1959年的这个早晨,从一碗粥、一声铃、一句口号开始,像根针扎进了我麻木的日子。它告诉我,变,不一定轰轰烈烈,但不变,连平凡都保不住。 如今,六十多年过去,小镇早变了样,老槐树被移走,厂址成了商业广场。可每到清晨,我仍习惯早起,看第一缕光穿过高楼缝隙。1959年那个雾蒙蒙的早晨,没发生惊天动地的事,却在我骨子里刻下印记:时代洪流里,每个普通人都是弄潮儿,哪怕只向前挪一步,也是向前。早安,不止是问候,是每一天向世界宣告——我还醒着,还能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