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村口的老槐树下,总坐着一些沉默的老人。他们说起“叫魂”的规矩时,眼神会飘向山外:“山里精怪邪祟,最怕被人喊出真名。一旦名字被知晓,便再无处藏身。”我爷爷是村里最后一位“掌灯人”,专事驱邪。他枯瘦的手总握着那盏桐油灯,灯罩里积着经年的灰。他说,魔鬼的名字不在符纸上,而在人心底的执念里。 去年冬天,村东头的哑巴媳妇疯了。她整夜在雪地里画圈,嘴里念叨着“还我孩子”。三年前她难产,孩子生下来就没了气。接生婆悄悄说,那孩子落地时,手腕上有道暗红的胎记,像只蜷缩的蜘蛛。村里老人嘀咕,这是“山魈”讨替身。爷爷被请去时,雪下得正紧。他蹲在哑巴媳妇画的圈边,用灯草蘸了朱砂,在雪地上写写画画。忽然,他停住笔,抬头看我:“你记不记得,三年前腊月二十三,谁家办过白事?” 是村西头的王寡妇。她男人那年在采石场遇难,死时手里攥着半块烤红薯——那是他早上出门前,哑巴媳妇塞给他的。王寡妇后来疯了,总说红薯里有人说话。爷爷让我去王寡妇废弃的院子,在灶台灰烬里翻出半片焦黑的纸,上面有未烧尽的字:“孩儿,娘给你暖着”。笔迹稚嫩,是村里小学孩子的。 那晚,爷爷在哑巴媳妇面前点燃了那片纸。火苗蹿起时,哑巴媳妇突然尖叫,不是嘶吼,而是久违的、母亲呼唤孩子的声音。她扑向火堆,又猛地停住,泪流满面地看向王寡妇破败的窗棂。爷爷吹灭灯,说:“叫出来了。那‘魔鬼’,是王寡妇心里那个没救成的孩子。她每夜给孩子暖红薯,魂就困在热气里,缠上了另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。” 后来哑巴媳妇好了,王寡妇也安静了。她们常一起坐在老槐树下,织毛衣,话不多,但眼神是温的。爷爷临终前对我说:“世上哪有什么吃人的精怪?有的只是走不出心的活人。知道魔鬼的名字,不是为了驱赶,是为了看清——那名字底下,压着多少没被听见的哭声。” 魔鬼的名字,原来是“我苦”。而叫出它的,是另一双同样流泪的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