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烟花特别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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巷口老陈的杂货铺，去年腊月廿九贴了对联。红纸黑字被烟花烫出几个小洞，他蹲在门口卷烟，说今年炮仗声比往年密得多，密得像谁在天空撒了一把碎玻璃。我抬头看，确实是——从年三十到破五，每晚都有烟花在护城河上空炸开，金菊花、绿垂柳、紫牡丹，炸完还拖曳着彗星似的尾巴，在墨蓝天幕上写几个潦草的问号。 那时阿青刚从深圳回来，穿着oversize卫衣，头发染回黑色。我们挤在河堤看烟花，她忽然说：“你看，它们炸得多用力。”烟火在她瞳孔里明灭，像两簇小小的、灼热的火苗。我们认识十五年，她头一回没提深圳的加班、房租、地铁里挤变形的肩膀。只说烟花声太大，大得让人听不见彼此说话，大得像要把所有心事都震成齑粉，混进硫磺味的风里。 正月十五那天，阿青的舅舅在烟花最盛时走了。心梗，没熬过子夜。我们站在殡仪馆外，远处是零星的礼花，近处是烧纸钱的青烟。阿青把一叠纸钱折成歪歪扭扭的纸飞机，说：“舅舅最爱看烟花，去年他买了两箱‘满堂红’，结果全让邻居小孩放了。”她声音很轻，轻得要被烟花爆裂声吞掉。我突然明白，为什么去年烟花特别多——不是节日本身的慷慨，是活人用喧嚣替逝者多看了几眼热闹，是怕黑夜里，寂静会露出太狰狞的牙齿。 阿青后来还是回了深圳。走前夜，我们再去河堤。烟花稀了，零星几簇，疲沓地绽开。她忽然哼起小时候的歌谣：“烟花烟花满天飞，你买了包糖我买了炮……”哼到一半停住，说：“去年那些烟花，是不是像一场盛大的、集体的假装？假装我们还拥有很多个明年。”我没回答。远处有孩子尖叫着追未熄的星火，光点坠入河水，碎成满地颤抖的金。 如今又近年关，巷口贴了新对联。老陈说不买炮仗了，耳朵受不了。城市禁放令像一堵墙，把烟花关进电视直播里。有时深夜惊醒，恍惚听见天空在炸裂，起身推开窗，却只有风穿过枯枝的呜咽。去年烟花特别多，多到像一场提前透支的盛宴——我们拼命点燃，以为能照亮前路，其实只是把影子拉得更长，长到足以覆盖此后所有寻常的夜晚。那些炸裂声从未消失，它们沉进河底，沉进耳蜗深处，在每一个寂静的时刻，轰然回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