搬家时,我在旧书柜深处翻出一只铁皮盒子。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上百张火车票,从硬座到卧铺,目的地全是同一个南方小城。最上面压着本褪色的日记,扉页上是我十七岁稚嫩的笔迹:“今天遇见陈屿,他说要带我去看海。” 那是2004年的秋天,高三教室外的梧桐叶刚开始黄。陈屿坐我后桌,总用笔轻轻敲我椅背。我们约定考去同一所大学,他落榜了,复读。我每周写三封信,他每月坐十七个小时硬座来看我。站台上,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,从怀里掏出还带着体温的煮鸡蛋:“我妈留的,你补补脑子。”毕业后,我留在北京,他在南方做外贸。异地像一道无形的墙,我们开始用争吵代替思念。第七年,他提出分开:“我不想耽误你。”我抱着电话哭了一夜,第二天买了最近一班火车,在他出租屋门口站到天亮。他开门时眼里的震惊,成了我后来无数个失眠夜里唯一的暖色。 我们没分成。只是默契地不再提未来。他事业渐有起色,我升了职。每次见面,我们都拼命补偿流逝的时间,却总在离别时被巨大的虚空淹没。第十一年冬天,他母亲病重。我请假去照顾,端屎端尿,毫无怨言。葬礼上,他红着眼对我说:“等我安顿好家里,我们就结婚。”可那之后,他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,躲进无止境的工作里。我守着那个虚无的承诺,继续一年八次的往返。 直到上个月,共同朋友含蓄地说:“陈屿可能要结婚了,对方是生意伙伴的女儿。”我打开微信, his头像还是七年前我们爬长城时拍的照片。手指悬在删除键上很久,最终只是退出。今早,我把铁皮盒带下楼,在垃圾箱前停住。盒盖弹开,一阵樟木味混着旧纸的气息涌出。我忽然想起十七岁那个黄昏,陈屿在梧桐树下说:“一辈子那么长,我一定好好爱你。”原来不是誓言失效,是“一辈子”这个计量单位,在十二年后的今天,突然变得如此精确而残忍。 我把盒子放回书柜最底层。窗外的玉兰开了,洁白的一树,风过处,落花无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