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房子要拆了,我在阁楼翻出母亲那只褪色的樟木箱。箱底躺着一叠用橡皮筋捆好的信,最上面那封的落款是“亲爱的莉亚”,字迹熟悉得让我瞬间鼻酸——这是母亲年轻时的笔迹,收信人却是我。 我从未听母亲提过这个名字。信纸已经泛黄,墨水有些晕染。第一封写于1978年:“莉亚,今天我又把省下的粮票换成了书。你说要当记者,我也在夜校拼命学。可妈说女娃读太多书没用,我把录取通知书藏在了米缸底……” 我捏着信纸的手微微发抖。母亲从未提过她曾考取过师范。 后面十几封信,时间跨度二十年。我读到她如何把录取通知书偷偷藏起又取出,如何在雨夜骑车几十里只为给我买一本课外书,如何在我高考前夜默默擦掉我模拟考卷上不及格的分数,又如何在父亲抱怨“女娃终究是别人家的人”时,把一沓省下的钱换成我梦寐以求的《世界地理》杂志。 最后一封信没有日期:“莉亚,今天你终于带着你的城市、你的梦想离开了这个小镇。妈没去送你。我坐在空荡荡的站台,突然想起你三岁时,我把你扛在肩上看电影,你指着银幕上的飞机说‘妈妈,我要飞’。现在你飞走了。樟木箱里那套没舍得穿的的确良衬衫,是我给自己准备的嫁衣。可为了你,我把它换成了你的第一本字典。别怪妈总让你省钱,妈只是怕你飞得太高,会忘了根在哪里。箱底还有你小学的作文本,写的是‘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’——其实最胆小的是我,怕你成为我,又怕你不成为我。” 信纸滑落在地。记忆突然翻涌:母亲总穿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,却在我每次回家时换上崭新的的确良衬衫;她省下鸡蛋给我煎牛排,自己啃着冷馒头说“不爱吃”;她一辈子没出过省,却把我送去了最远的北方。那些我以为的“节俭”“固执”“不够爱我”,原来全是笨拙的托举。 我轻轻把信放回樟木箱,把母亲那件压箱底的、从未穿过一次的蓝色的确良衬衫,小心地平铺在最上面。箱角有张夹着的旧照片——年轻的母亲扎着麻花辫,站在师范学校的梧桐树下,笑容明亮如星,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、属于“莉亚”的光。 原来母亲也曾是“莉亚”。只是她把那个想飞的自己,悄悄折进纸飞机,全部投递给了我。而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,是带着她的那部分,继续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