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老周,四十二岁,一个在城市里漂了二十年的失败者。半年前,工地事故让我瘸了腿,赔偿款被老板吞了大半,老婆带着女儿回了娘家,留给我一屋子债和满墙霉斑。每晚,我对着空酒瓶发呆,死这个字像藤蔓一样缠上来——太疼的我不敢选,安眠药又怕买不到足量。直到那天,我在巷口小广告上看到一行小字:“职业杀手,无痛终结,保密到底。” 鬼迷心窍,我加了那个微信号。 对方头像是个骷髅,回复快得像等很久:“目标?方式?价格。” 我哆嗦着打字:“我自己,要没痛苦的,钱好说。” 他回了个地址:城西废弃水泥厂。见面那晚下着小雨,他裹着黑雨衣,脸藏在帽檐下,声音沙得像砂纸磨铁:“两万,预付一半,三天后午夜,你开窗,楼下有车灯三闪,那就是‘礼物’。” 我掏出皱巴巴的钞票,他数也不数,塞进怀里就走,留下句冷话:“下单不退,生死自负。” 回家后,我肠子都悔青了。酒瓶砸了一地,我想反悔,可转账记录像烙铁烫在心上。第三天,我缩在卧室,窗帘缝里盯着街面。十点整,果然有辆黑车缓缓停住,车灯闪了三下。我腿一软,爬向窗户想喊停,却见车门开,下来个戴鸭舌帽的人,抬头直勾勾望向我窗口。那一刻,我尿了裤子,脑子里只剩“完了”。 门突然被砸响,咚咚咚,像敲棺材板。我缩在墙角,听见钥匙转动——房东有备用钥匙!门开时,黑衣人举着针管逼近:“别怕,一针就睡。” 针尖闪着寒光,我闭眼尖叫:“等等!我改主意了!我不想死!” 他僵住,摘下帽子,竟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,眼睛红红的:“我是心理干预队的,假扮杀手劝自杀者。你转账时用了实名,我们监控到了。” 他收起针管,递来一张名片,“很多人最后都后悔,你还有路走。” 警察带走他后,我在晨光里坐了一夜。窗外的麻雀开始叫,楼下早点摊飘来豆浆香。那两万块,我后来捐给了自杀热线。现在我在社区做义工,教老人用手机。每当有人眼神灰暗地嘀咕“活够了”,我就拍拍他肩:“别急着买死亡,先尝尝今天的热包子——我请客。” 死很容易,但活着,才有机会把烂牌打出花来。